燕赵骄子 天山忠魂 ——缅怀河北籍革命志士张仲瀚将军

内容提要：张仲瀚，1915年1月15日生于河北献县崔尔庄镇（1954年划归沧县），1980年3月9日病逝于北京301医院。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北京平民中学读书时就是京城有名的票友，与马连良、梅兰芳、程砚秋、张君秋等京剧艺术大师结识并成为挚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8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张仲瀚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曾经三次组建新部队、带出劲旅，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屡建奇功。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他率领先遣队先期进疆，在古城焉耆的千古荒原拉动了新中国军垦第一犁，随后带领从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六军抽调的1070名干部、399名战士和中南军政大学600名军校学生，进入有近十万之众的起义部队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把这支旧军队成功地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肯定。从1954年10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直到“文革”爆发，一直担任主持兵团党委工作的第二书记、副政委（后改称副书记、第二政委。政委、第一政委、第一书记、书记均由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任），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实际领导人，用自己的智慧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屯垦戍边工作中，把兵团事业发展到鼎盛，成就了辉煌，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张仲瀚还是国家农垦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新疆军区党委常委、副政委，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解放军原总政文化部部长程其道称张仲瀚为“三十年代的艺术家，四十年代的军事家，五十年代的农学家”。

张仲瀚文武双全、智勇兼备，博闻强识、知识渊博，坦诚爽快、善解人意，人长得帅气，口才又好，出口成章。毛主席喜欢张仲瀚，称赞他“多才多艺”；周总理器重张仲瀚，勉励他当“无衔将军”；彭德怀称赞张仲瀚“很有战略头脑”、“很有才华”；贺龙称赞张仲瀚是“燕赵多才子”、“能文能武”；聂荣臻欣赏其才华，推荐当年不满23岁的张仲瀚参加首届晋察冀军政民代表大会并当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候补委员；陈毅称已任解放军旅长的张仲瀚为“少年郎”；叶剑英担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时，点名要张仲瀚担任自己的高级联络参谋；王震将张仲瀚视为可以生死相托的心腹爱将；张仲瀚与胡耀邦是抗大同学、莫逆之交。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陶峙岳将军，夸赞张仲瀚：坦白、直爽、真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朋友，他具有大海之心胸，必将成就一番大业。起义将领和广大官兵尊重他、崇拜他，兵团干部职工喜欢他、爱戴他，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愿意和他交朋友。人们赞颂张仲瀚：文韬武略二者兼得，与人共事肝胆相照，与人交谊清风明月，谈文论政情怀高远，堪称兵团第一人。

“文革”期间，张仲瀚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隔离审查、无端关押8年零3个月，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导致早逝。张仲瀚去世后，中共中央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破例要求解放军三总部在京的副总参谋长以上首长、各军兵种首长参加张仲瀚同志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委王震致悼词，对张仲瀚光辉战斗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可谓哀荣备至。1983年8月23日，国家民政部授予张仲瀚革命烈士光荣称号。张仲瀚一生未婚，无儿无女，骨灰撒在了他的第二故乡——新疆的天山南北。

张仲瀚是燕赵大地哺育成长起来的优秀儿女，燕赵大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激荡人心、催人奋进的红色革命文化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结合和充分展示，不愧为“燕赵骄子”！作为张仲瀚的第一故乡，河北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宣传自己的优秀儿子张仲瀚，让更多的家乡人知道他、了解他、记住他，因为他而自豪，学习他而奋进！

    正  文：

2023年10月我第一次去新疆，住在以我国古代名关命名的铁门关市，在参观由我省援建的市博物馆时，知悉新中国军垦事业奠基人之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领导者、“天山之子”张仲瀚将军是咱们河北人。听博物馆解说员介绍，铁门关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实行师市合一体制。兵团二师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纵队独立第六旅、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步兵六师。按照中央军委命令，1949年11月抵达新疆，执行屯垦任务。渤海军区教导旅旅长、独立第六旅旅长和步兵六师第一任师长都是张仲瀚。此后一年多，我购买并阅读了一些有关这位河北籍革命前辈的书籍，深深为其非凡经历、卓越才华、辉煌业绩和高尚人格所感动。

一、出身官宦世家，受到良好教育

张仲瀚(1915.1-1980.3)，出生于河北献县崔尔庄镇（1954年后归属沧县），与清乾隆年间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著名才子纪晓岚同乡。张仲瀚的祖父张照，晚清翰林，是一位思想保守但为人正直、严谨博学的传统士大夫。写得一手好字，在任内阁侍读时，受命为慈禧书写匾额，深受慈禧赏识（据说此匾额至今仍悬挂在故宫博物院慈禧太后画像的旁边），获赏银3000两。他用这笔赏银在北平、天津和泊镇（今沧州泊头市）等分别置办了一些产业，后因时局动荡又不善经营，家道日渐中落。辛亥革命后，张照回乡赋闲，对小仲瀚这个容貌端庄、聪明异常的孙子寄予厚望，经常给孙子讲古代贤臣良将忠君爱国、舍生取义、安邦济民的故事，在其幼小的心灵中播下忠孝节义、仁德爱民、舍身报国、匡扶社稷的种子。日后这位富于民族大义的老人，在孙子长大组织抗日武装时，变卖田产和商铺予以资助。张照望孙成龙，在仲瀚不满6岁时，即将他送到设在张氏祠堂内的私塾读书，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张仲瀚将军能诗善文，写得一手气息稳重又潇洒自然、结体和笔意带有颜体韵味的漂亮毛笔字，就是幼年时打下的底子。

在亲属中，对张仲瀚的思想和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伯父张吉墉。张吉墉关心政治，为人正直，有满腔报国之志，读大学时即结交革命党，大学毕业后，因不满北洋政府的卖国政策，南下寻找革命党，还曾投军参加过讨袁护法战争。后结识爱国将领冯玉祥，成为冯七大谋士之一，历任北伐“第二集团军”执法处长、敌前总司法、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河北省民政厅厅长等职。张仲瀚10岁时随伯父到北京读书，张吉墉无儿无女，对侄儿仲瀚视同己出。正是在北京读书期间，张仲瀚受到伯父爱国进步思想的熏陶和“五四运动”新文化感染，开始阅读马列著作，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张吉墉赞成抗日，同情共产党，对侄儿的爱国热情和所作所为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遵照党组织指示，借助伯父张吉墉的关系，张仲瀚获得博野县公安局局长职位，为其日后组织抗日武装，成长为优秀抗日军人奠定了基础。

二、自幼喜欢京剧，结缘京剧大师

张仲瀚极具文艺天赋，尤其钟爱京剧艺术。他到北京读书时，正值京剧风靡一时。自小就对京剧情有独钟的张仲瀚，很快就被京城特有的文化时尚所感染，成为京剧票友中的一员。他不仅喜欢看戏，还经常阅读与戏剧有关的书籍、刊物和评论，钻研戏剧的历史、创作、表演艺术等。他天生一副好嗓子，音域宽广，嗓音洪亮，唱腔适合唱老生，因此特别喜欢老生，最崇拜的名角是京剧“马派”创始人、“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马连良家在阜成门附近开设的茶馆，是京剧票友聚会的地方，距张仲瀚读书的平民中学仅百米之遥，他在这里与马连良结识，成了马家常客。经马连良介绍，张仲瀚与梅兰芳、程砚秋、张君秋等艺术大师成为朋友，经常与他们切磋表演技艺，成为终生挚友。

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张仲瀚最终放弃了自己钟爱的京剧艺术，没有成为马连良先生希望、伯父也鼓励的戏剧家，但他高深的京剧造诣和精湛的演艺技巧，在革命生涯中时常有所展现。1941年，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曾受鲁迅艺术文学院平剧团的邀请，客串扮演《四进士》中的宋士杰；1942年元旦，延安举办新年晚会，他又受邀演出，扮演《打渔杀家》中的萧恩。演出都非常成功，毛主席两次都看了，留下深刻印象。1956年5月，国家农垦部成立时，毛主席还询问：“当年在延安有个很会唱京戏的八路军团长现在在哪儿？他不能当农垦部副部长吗？”

三、投身反日救亡，成为秘密党员

张仲瀚在北平平民中学读书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大片国土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张仲瀚亲眼目睹饥寒交迫的东北难民挤满北平的大街小巷，又听闻大批老幼妇孺冻饿而死，无比激愤，在同乡同学曹幼民（中共地下党员，1978年后先后担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十二届中央纪委委员、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第一书记等职）领导下，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活动，呼吁国民政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张仲瀚担任中队长，走在年级队伍的最前面，负责领队和领呼口号。学生的请愿游行受到反动军警镇压，张仲瀚为救护被军警殴打的同学而受伤。

为了动员更多民众参加抗日救亡，他与同学创办了文艺月刊《新帆》和业余剧社“曙前剧社”，他身兼月刊主编、剧社社长。《新帆》第一期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独幕话剧《刑场》，塑造了共产党员李求是、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军警绑赴刑场杀害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在舞台上，五烈士高唱《国际歌》，向群众揭发反动统治者亲日卖国、枪口对内的罪行，号召人民大众同仇敌忾，抗日救亡。《新帆》第二期又发表了张仲瀚新作的独幕话剧《冰雪前线》，讴歌了东北义勇军顽强不屈孤军奋战的民族精神，批判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这两部独幕话剧，由“曙前剧社”排练演出。《新帆》刊物的发行和“曙前剧社”的演出，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张仲瀚的艺术才华和报国之志，引起了北平文艺界进步组织的关注。1932年3月，张仲瀚由同学介绍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后又相继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北京剧团协会”。他们的反日宣传为反动当局所不容，《新帆》月刊和“曙前剧社”均遭查封，曹幼民等同学以“共党嫌疑”的罪名被学校开除，张仲瀚亦自行退学，于1932年9月，随曹幼民一起回到家乡，在泊镇组织河北第九师范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11月，由曹幼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8岁，从此张仲瀚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

张仲瀚的戏剧创作和编导才能，在抗日战争中也得到展示。1939年9月，时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津南支队司令员的张仲瀚，率部参加贺龙师长组织的八路军第一场山地运动战陈庄战斗，在白头山完成了阻击增援之敌的任务，为陈庄大捷作出了重要贡献。战斗结束后，他心潮澎湃，创作了话剧《陈庄战斗》。贺龙师长看过演出后高兴地说：了不起！你张仲瀚文武都在行，我要请“战斗剧社”来排这个戏。“战斗剧社”赶排这部话剧时，张仲瀚亲自担任导演，公演后受到广泛好评，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四、组织抗日武装  投笔从戎抗倭

张仲瀚和曹幼民在泊镇河北第九师范组织左联运动，开展抗日活动，其中一些人一直追随张仲瀚，参加了他先后创建的河北民军、津南人民自卫军，有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如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李广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政委闫化一等，这是后话。张仲瀚和曹幼民在泊镇九师的抗日活动很快被警方和国民党特务察觉，为了躲避追捕，大家分头隐蔽，曹幼民回了河间老家，张仲瀚带着十几名左联积极分子去了北平（今北京），待把这些学生安顿好之后，他只身前往张家口，在时任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的伯父张吉墉家住了一段日子，由张吉墉介绍到蔚县政府任收发员，不久调任万全县政府收发主任。1936年，随伯父张吉墉的部属葛润卿到设在博野县的河北省第十七行政督察公署，先后任巡视员、第一科科长。期间，博野县公安局长职位出现空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博野县长葛润卿和河北省警务处推荐张仲瀚出任。张仲瀚为此事请示党组织，曹幼民代表党组织通知他：争取博野县公安局长一职，停止调查高博蠡暴动失败后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团结抗日民众，尤其是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积蓄、培训抗日力量。在伯父的支持和运作下，年仅20岁的张仲瀚顺利担任了博野县公安局局长。他通过整顿警纪和充实进步青年，使公安局警察队面貌大为改观，又加强各村“守望队（类似现在的民兵组织）”的训练，总人数达2000余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仲瀚拒不执行上峰下达的美其名曰“转移抗日”，其实是对日不放一枪、撇下民众不管、向黄河以南逃跑的命令，以公安局、保安队100多名人员为骨干组织抗日部队，又吸收各村“守望队”参加，部队迅速扩大到三千多人。通过收缴从前线溃败南逃过境博野的散兵手中的枪械弹药，解决了武器缺少的难题。明末兵部尚书、辽东督师孙承宗晚年曾在老家高阳组建民军，抗击清军，“民军”旗号在当地及周边一带影响深远。张仲瀚提议将这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部队命名为河北民军（俗称博野民军），征得大家同意，他被推举为民军司令。时任行政督察专员兼博野县长的高子厚借口看望家人离开博野，行前委任张仲瀚代理县长。张仲瀚边组建队伍边寻机打击日军，1937年11月，率队在清苑阻击日寇，打响了冀中抗日第一枪，首战告捷，毙敌150余人，指战员们备受鼓舞，当地民众抗日热情高涨。12月初，按照晋察冀临时省委、晋察冀军区命令，张仲瀚率领博野民军加入晋察冀军区序列，隶属于孟庆山任司令员的河北游击军。12月中旬，率领博野民军第一团和直属队，到阜平县东庄参加整训，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接见。期间，张仲瀚率部参加了晋察冀军区组织的第一次反围攻战役。聂荣臻非常欣赏年轻的张仲瀚，推荐他参加了1938年1月10日至15日由国共两党联合举办的首届晋察冀军政民代表大会，大会选举聂荣臻、吕正操、李杰庸等九人为委员，张仲瀚、王斐然、孟阁臣三人为候补委员，组成晋察冀边区政府行政委员会，并获国民政府最高行政当局批准。2月5日，张仲瀚又率领博野民军第二、第三团前往阜平参加整训。期间，率领二团、三团参加了第二次反围攻战役，与日伪军作战一个多月。4月上旬，奉中共晋察冀省委和晋察冀军区的命令，张仲瀚率领部队回到博野，转隶吕正操任司令员的冀中人民自卫军，部队番号改为游击第二师，张仲瀚任师长。

在河北抗日战争史上，曾经有过两支河北民军，一支是张仲瀚创建并指挥的、真正抗日的河北民军（俗称博野民军），一支是晋绥军陆军第五军十七师原师长、博野人张荫梧以国民政府军委会保定行营河北民训处名义组建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河北民军。1937年9月24日，保定失陷后，张荫梧以“转移抗战”之名南逃。10月，在河北省磁县宣布成立河北民军，大肆招兵买马，收集散兵游勇，很快达到了十万之众。张荫梧曾以国民政府军委会保定行营河北民训处名义，派人收编张仲瀚的部队，给的番号为河北民军第三支队，被张仲瀚当场拒绝。1938年5月，张荫梧通过其保定军校同学陈诚的关系，谋求当河北省主席，未获蒋介石同意。后在陈诚帮助下，获取河北省民政厅厅长、民军总指挥职务，自此张荫梧开始公开反共，处处与八路军等抗日力量作对，被时在延安的毛主席讥为“摩擦专家”。为了控制张仲瀚创建的河北民军，张荫梧对张仲瀚封官许愿、许以重金，均不奏效，又两次派兵进攻、强行收编，也均以失败告终，最后靠重金收买，策动部分军官搞兵变，还散布谣言说张仲瀚的博野民军本来就是张荫梧河北民军的一部分，是他的下属。兵变发生后，经过张仲瀚等人的工作，大多数受欺骗、被胁迫参与兵变的官兵明白了真相，看清了张荫梧等人的险恶用心，又回到张仲瀚司令一边，叛乱很快被平息。但数十年后，在十年“文革”期间，别有用心的人又利用反动派制造的这一谣言，诬陷张仲瀚是反动军阀张荫梧的人，为彻底打倒他制造口实。

1938年春，随着华北根据地的发展，中央决定，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张仲瀚主动把部队交给吕正操，响应冀中军区关于“共产党员回乡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力量”的号召，带领警卫连170多人，回到其家乡所在的津南一带，当年6月，他在深县城关镇打出了“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的旗号，开始招兵。他充分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张家在当地的影响，很快组建起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张仲瀚被冀中军区任命为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

1939年1月25日，贺龙率领120师主力6400余人到达冀中河间县惠伯口村，与三纵队暨冀中军区汇合，成立冀中军政委员会。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独立第五支队和津南自卫军转隶120师。张仲瀚率领的冀中军区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改称120师津南支队，张仲瀚任支队司令员。1939年3月，张仲瀚率领120师津南支队（因第一团奉命到冀西山区灵寿县北谭庄，进行为期6个月的整训，缺该团）参加八路军在平原地区打的第一仗一一“齐会战役”。此战由贺龙师长亲自指挥，投入八个团，激战三天三夜，穷凶极恶的日军燃放了毒气弹，贺龙师长为毒气所伤，仍坚持不下火线。部队在献县西部方舟村建立了野战医院，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亲自带领医疗队，连续工作69个小时，救治了大量伤员。此次战斗消灭了曾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700多人，同时缴获了包括山炮在内的很多武器。战役结束后，120师关向应政委夸赞张仲瀚说：你率领津南支队参加齐会战役，缴获的武器弹药最多，你很会指挥部队战斗。

1939年7月7日，120师在灵寿县北潭庄召开120师津南支队与八路军359旅719团整编合并大会。贺龙师长在大会讲话中开门见山地说，719团是咱们八路军的正规主力团，排以上干部都是长征过来的。这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但是经过一年多对敌作战，部队减员很多。为了壮大我们的队伍，719团与120师津南支队合编，把这支抗日武装建设成八路军主力作战部队。部队整编后，年仅25岁的张仲瀚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9旅津南支队司令员（保留719团番号）。9月26日至29日，张仲瀚率领359旅津南支队参加八路军第一场山地运动战---陈庄战斗。战斗中张仲瀚部负责阻击从灵寿、慈峪出动的800多日寇援军，他们在白头山与日军激战3天，粉碎了日寇援军的反扑，敌伤亡惨重，始终未能前进一步，后因救援无望，这股日军狼狈撤回。陈庄战斗歼灭进犯冀西根据地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三十一大队及少数伪军1380人，被八路军总部誉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模范的歼灭战”，蒋介石也发来祝捷电报。这是120师津南支队与719团合并后，张仲瀚率领参加的第一仗。战斗结束后，贺龙高兴地说：这次陈庄大捷，719团机动、灵活、打得顽强，任务完成得好，应该表彰。

在关向应政委力主下，张仲瀚率领359旅津南支队回到冀中，执行扩兵三千的任务。1939年12月，张仲瀚率领359旅津南支队在献县、饶阳、武强等地分散扩兵。1940年1月30日，张仲瀚奉命率领359旅津南支队加入由7个团组成的冀中军区南进支队，在程子华政委带领下，开赴冀南参加讨伐连续制造惨案、杀害我抗日军民的顽军石友三的讨顽战役，从冀南一直追杀石友三部队到了黄河边，分别在冀南、鲁西、河南等十几个县与之作战，歼灭了石友三的主力。1940年8月，张仲瀚奉命率领359旅津南支队，恢复津南自卫军番号，参加百团大战，作为晋察冀军区的总预备队，津南自卫军和115师、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单独统计战绩。津南自卫军下辖2个团。聂荣臻司令员又临时组建一个团，归张仲瀚指挥，在平山县洪子店、井陉县回舍镇一带作战。津南自卫军参加百团大战的战报，在八路军唯一的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专题报道后，传遍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各部，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注，也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注意。解放军海军原副政委周仁杰中将感叹道：我们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上派我们去领导一支部队，而张仲瀚才20来岁，就依靠个人能力和政治智慧，先后拉起两支部队，都成功了，最后都成为八路军的主力作战部队，这在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中是极为罕见的。

五、守卫陕甘宁边区，获誉镇边将军

为防止日军和国民党顽军偷袭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抽调359旅从华北回师延安。1940年9月15日，359旅津南支队奉命护送中央军委战地考察团、冀中抗日根据地为陕甘宁边区代印的一批边币和白布，从冀中的饶阳县（今属衡水市）出发，开始千里行军。快要离开饶阳县境时，遇到一支伤亡惨重的地方游击队，张仲瀚收留了他们，编入二营四连。路经察哈尔省灵丘县，又遇到被日伪军打散的我党领导的察绥抗日游击军一部500余人，他们要求收编，随部队到延安去。张仲瀚遂将这500余人与二营四连合编。过同蒲铁路时，张仲瀚奉命与我党领导的山西牺盟会决死二纵队协同作战。1940年10月26日，胜利到达延安，津南自卫军归建359旅，使用719团番号，张仲瀚任团长，奉命守卫黄河河防，驻防米脂县。

1941年12月，组织上安排张仲瀚到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12月21日，他随同120师关向应政委进了延安城。当天晚上，在八路军总部举行的欢迎关向应同志的晚会上，关政委将张仲瀚介绍给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这是张仲瀚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第二天，毛主席听取关向应和张仲瀚关于津南支队返回冀中一年的工作汇报。毛主席鼓励张仲瀚努力学习，当好八路军团长。

由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经费，国军胡宗南部又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封锁，加上日寇的不断进攻、扫荡带来的严重破坏，给边区财政和军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毛主席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朱德总司令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屯垦开荒。1940年底至1941年3月，359旅717团、718团、719团1营、旅直等相继开赴南泥湾，只留719团（欠第1营）继续驻防米脂县，守卫黄河河防。期间，既要防备日寇偷袭，又要与国民党顽固势力斗智斗勇。通过发动群众，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挫败了国民党任命的反动县长用提高公粮征收比例离间八路军与当地群众关系、克扣八路军军粮，破坏抗日大局的企图，维护了群众和军队利益，巩固了军民团结。1941年1月，张仲瀚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期间，毛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在延安八路军礼堂观看鲁迅艺术学院平剧团的演出，张仲瀚客串扮演《四进士》中的宋士杰，轰动了延安城，大家都知道八路军中有一名会唱京剧的团长。1942年元旦，延安举办新年晚会，张仲瀚又受邀演出，扮演《打渔杀家》中的萧恩，从扮相到唱腔不输专业演员，博得满堂彩，“延安的马连良”不胫而走。

1942年8月，张仲瀚与接防部队完成交接，率领719团奔赴南泥湾，驻军九龙泉。九龙泉，位于延安西南百多公里。山川沟壑，九沟九眼泉，泉涌水流，汇溪成河，得名九龙泉。一山之隔，就是胡宗南的第1军、第36军、第90军，南泥湾是边区的南大门。在开垦荒地的劳动中，张仲瀚这位从小没有摸过镢头的官宦子弟，坚持和战士们一样参加劳动竞赛，双手磨起了血泡，脱了几层皮，长出了厚茧，起早贪黑完成了劳动定额，给全团做出表率。经过全团上下共同努力，当年圆满完成垦荒任务，第二年抓紧春播施肥，精心管理，加上风调雨顺，秋季获得大丰收，不仅做到自给自足，还拿出一些粮食接济当地百姓。

经过359旅将士们的辛勤劳动，南泥湾由荒山秃岭变成了瓜果飘香、遍地庄稼和牛羊的米粮川。1943年1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延安的作家、文艺青年纷纷来到南泥湾下连当兵一年，体验生活，多数分配在719团。期间，青年诗人贺敬之、作曲家马可到南泥湾采风。他们受青年文艺工作者向张仲瀚敬献花篮的情景启发，创作了民歌《歌唱南泥湾》，请擅长唱山西民歌的歌手郭兰英在延安春节晚会演唱之后，迅速传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南泥湾获得“陕北江南”的美誉，《歌唱南泥湾》一曲至今长盛不衰。比如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和指导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编排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由郭兰英再次演唱这首再现延安时期我党领导抗日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时，立即引起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现场观众的广泛共鸣，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1943年7月，有情报显示，胡宗南部有进犯边区的动向，中央命令359旅紧急赶到固临、甘泉、鄜县一带布防。张仲瀚率719团开赴延安以南90公里处的鄜县（今富县）指定地点，构筑工事，准备迎击胡宗南部进攻。后因我党揭露声讨，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加上我军已做好充分准备，蒋介石被迫取消了军事进攻计划。8月，朱德总司令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和爱国将领、晋绥边区行署主任续范亭，到南泥湾巡游参观，中午在张仲瀚亲自题名的“文彬庄”（开始叫“风云庄”，后为纪念1940年5月在冀中对日作战牺牲的719团政委陈文彬改为“文彬庄”）休息用餐时，续范亭将军心潮澎湃，当场赋诗一首，众人交口称赞。诗的最末两联是:“镇边将军问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黄河以西无敌寇，特因肘腋有强梁。”续范亭将军绝不会想到，他此诗作竟然一语成谶，六年之后的1949年10月，张仲瀚即率先遣队开赴新疆，与祖国西部边陲结下终生之缘，成为名副其实的“镇边将军”。

9月16日，毛主席亲临南泥湾视察，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延安五老”中的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陪同。毛主席一行来到719团“文彬庄”，品尝了他们自制的“九龙茶”，吃了战士们生产的鸡鸭鱼肉和蔬菜。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张仲瀚还亲自下厨为湖南籍领导炒了一盘辣椒，毛主席品尝后风趣地说：“你张司令不仅是北平城里有名的京剧票友，还有一手好厨艺哩！多才多艺，多才多艺！”毛主席先后两次视察南泥湾，都去了719团驻地，还在他们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和张仲瀚团长、曾涤政委等彻夜畅谈，给719团全体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   

1944年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南泥湾考察，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从延安专程赶来接见记者，王震旅长全程陪同。张仲瀚受命指挥了719团与718团（即著名的“平山团”）的实战对抗演习，取得圆满成功。八路军战士装备简陋，但军事技术精湛，士气高昂，给记者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写了大量报导，宣传南泥湾大生产，宣传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舆论封锁。演习结束后，张仲瀚精心准备的午餐--“满汉全席”，在令参访的记者大快朵颐的同时，也使他们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张仲瀚“美食家”的声誉亦随之传播开来，其后叶剑英在延安招待重要客人，也要召张仲瀚主厨。

六、主动请缨南征，受命参与调停

1944年夏天，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欧洲战场苏联开始全面反攻，势如破竹；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国内外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决定派出部队去华南，计划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北连鄂豫皖的新四军，南连广东的东江纵队，让红色再染南中国，为全面反攻做准备，也为抗战胜利后应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内战做准备。毛主席反复权衡，决定把这个战略任务交给359旅。张仲瀚已于1944年4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下辖的南泥湾垦区区长，主管范围横跨四个县，面积达一万九千平方公里。中央开始没有考虑让张仲瀚参加南征，在毛主席接见359旅营以上干部时，他当场向毛主席请缨，申请南下出征。毛主席十分赏识这位英俊的青年团长，高兴地说：“贺龙夸你燕赵多才子，我说你是勇武一战士，我批准你的请战。”

1944年10月底，中央军委正式确定了南征的组织领导，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第一支队”（原拟随后出发的“南下第二支队”，因形势变化，被改派东北，“南下第一支队”又简称为“南下支队”）。任命王震为司令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首道为政治委员；下辖六个大队，张仲瀚为第三大队大队长、曾涤为政委。11月1日，南下支队共5050人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书记等中央领导检阅部队并讲话，王震代表全体南征将士宣誓：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毛主席走到英姿勃发的总执勤官张仲瀚面前，笑着问：“你这个主动请缨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张仲瀚立正敬礼，响亮地回答：“报告主席，没有任何问题！”话虽如此，他深知此行凶险，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为了不给心上人带来伤害，他给初恋女友写信解除了婚约。王震司令员得悉后严厉批评了张仲瀚，责令他给女方写信道歉。因战事紧张，道歉信终未寄出，错过了一段美好姻缘。

1944年11月10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因胡宗南陈重兵于南线，为避免冲突，部队先向北到绥德，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吕梁抗日根据地，稍事休整后，强行军穿越日伪设置的五道封锁线，进入太岳根据地。当南下支队从毛田渡渡口再过黄河时，南岸的国民党顽军无理阻挠，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我军。北岸日军则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压过来，企图将我军聚歼于黄河岸边。多亏天公作美，张仲瀚派出的侦察员在毛田渡上方4公里处发现一段冰冻的路桥。大队人马到达，由于担心前面有没冻实的冰面，派出先遣队先行探察。张仲瀚提议先遣队滚着过去。他告诉战士们，人躺倒后，接触冰面的面积增大，压强减小，一旦遇到险情，不至于迅速掉进河里。两公里宽的冰面，先遣队滚动前行40多分钟，平安抵达彼岸，发信号通知对岸大部队，可以步行过河。借着这一冰冻路桥，整个支队五千多人马乘夜色顺利过了黄河，将日寇重兵甩在北岸，南岸的国民党军队也未曾觉察。当地老百姓说：千年黄河不见冰，恰恰这时结冰了，这是天意要八路军过河，是老天爷帮助毛主席啊！

1945年1月3日，当南下支队抵达河南鲁山县境准备从县城外通过时，遭遇配备有坦克和装甲车的日军重兵拦载，支队首长命令三大队担任前卫，阻击敌人，掩护后续部队通过。张仲瀚亲自率领一个加强排，占领有利地形，经过拼死战斗，掩护支队全部通过。1月27日，南下支队到达豫鄂边区，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会师，将随行的干部大队移交给当地党组织，完成了南下第一步战略任务。李先念派五师第十四旅旅长张体学率领两个团掩护南下支队。2月23日，张仲瀚和曾涤率三大队作为先遣队，利用夜幕掩护，顺利渡过长江天堑，并掩护支队主力全部安全过江。3月中旬，我军按计划向位于湖北咸宁境内的大幕山方向挺进，进抵大田畈时，遭遇大队日军进攻，经激战，歼灭日军近400人及伪军百余名，缴获大量枪炮弹药。这是南下我军渡江后打的第一场大战，打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威。蒋介石担心我军重新在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派出重兵围剿，迫使我军在湘鄂赣地区艰苦转战，三个月里大小战斗达130余次。1945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命令，成立湘鄂军区，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副司令员张仲瀚、副政委张体学。由于战场情况变化，成立湘鄂军区的命令未能落实。因曾涤出任地方工作团团长，南下支队第二大队（718团）政委左齐接任三大队政委。1945年5月，南下支队成立湘鄂赣军区，任命张仲瀚担任湘鄂赣军区下辖的湘北军分区司令员，会同新四军张体学所部留守巩固鄂南根据地，发展湘北；王震、王首道率主力，渡过湘江，插向湘粤边，创立五岭抗日根据地。主力离开后，张仲瀚率部以药茹山为基地，神出鬼没地游击于平江、浏阳、岳阳、湘阴和鄂南通山、通城、蒲圻地区，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之中，斗争十分残酷。张仲瀚临乱不惊，每每运用卓越的指挥才能，化险为夷，肃清山上土匪武装，抗击国民党99军、72军所属部队的进犯，消灭了国民党特务武装阮宝山部，巩固了鄂南抗日根据地，发展、扩大了湘北抗日根据地。他率领的三大队越战越强，部队人数增加，战斗力提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9日，南下支队主力在位于湖南龙山县境内的八面山成功突破国民党军三面重围后，在一个叫沙坑的小山村召开会议。由于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原定的战略任务已无法完成，决定北返中原向新四军五师靠拢。报经中央军委同意后，南下支队突然调头，踏上了北返的征程。9月初，张仲瀚、左齐、张体学收到王震电报，命令他们接应主力北返中原，并预先制订全军渡江计划。鉴于强攻渡口不可取，张仲瀚提出把渡江地点选在梁子湖南岸，先渡湖后渡江，出其不意避开国民党守卫部队的计划，得到王震批准。9月27日上午，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40团不费一枪一弹全部渡过长江，在黄安荃湾与新四军五师再次会师，南下支队恢复359旅番号，隶属中原军区第二野战纵队。为增强新四军第五师的骨干力量，王震派张仲瀚、曾涤带领南下支队100名同志到新四军第五师工作，张仲瀚一度出任枣阳（鄂北）军分区司令员和中原军区河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来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代表各一人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进行调处。1月13日，军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在北平协和医院成立。董必武同志从重庆直接来到中原军区，传达中央指示，并在到达的当天晚上召开会议，决定贺炳炎、廖汉生、张仲瀚、马寒冰等10名干部，立即到汉口，乘坐美国军用飞机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到达北平时，张仲瀚担任中共代表叶剑英的上校高级联络参谋。得知张仲瀚不愿意离开部队到军调部工作，叶剑英当面告诫他：军调部是另一个战场，斗争将是十分尖锐复杂的。我们必须在谈判桌上揭露蒋介石的战争图谋，在政治上取得主动，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这里的斗争，一点儿不亚于阵地前百万大军的对阵。张仲瀚在实践中也体会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积极投身于其中。他往来于三方之间，穿梭于北平、南京、武汉、安阳、延安等地，取送文件，接受并传达指示，洞察国民党动态，多次直接接受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更加明确了我党的斗争方针、政策、策略。他前往各解放区，把国民党军队有关战争准备和军事调动情况，特别是违反停战协定进行军事挑衅的时间、地点、经过等详细资料和证据，及时传递到我方谈判代表手中，为代表在谈判桌上的发言提供依据，同时为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提供事实真相，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图谋。期间，张仲瀚动员家族，由伯父张吉墉出面，出售了设在北平、天津、泊镇等地的商铺和老家的土地，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中原军区。当年6月26日，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下达了向我各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命令，美国政府为放手让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宣布调停失败。中共代表团在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结束后，张仲瀚随叶剑英将军和代表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乘飞机撤回延安。

1945年10月10日，南下支队编入中原军区序列，王震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奉蒋介石命令，率部大举围攻我中原军区部队。6月29日夜，中原军区按照中央军委命令开始分路突围。在王震同志率领下，南下支队踏上了北返之路，突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层层包围和围追堵截，经历数百次激烈战斗，杀出一条血路。在延安的毛主席始终牵挂着南下支队的安危，他将接应南下支队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的习仲勋。从1946年7月26日至9月2日，毛主席先后给习仲勋写了9封亲笔信，随时就如何接应南下支队作出指示。8月29日，南下支队在甘肃省镇原县屯子镇与习仲勋派出的接应部队会师，9月2日进入陕甘宁边区。359旅南下北返，历时658天，行程二万七千多里，被毛主席赞誉为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359旅近两年的南下北返，数千名将士牺牲，部队损失几乎达到80%。张仲瀚虽然没有参加中原突围和随后的北返征战，但他一直惦念着艰苦征程中的旅首长和战友们，在延安迎接他们的光荣归来，分享他们的胜利喜悦，更为自己熟悉的许多战友牺牲在北返途中而心痛不已。

七、渤海组建部队，荔镇主动抗击

南下北返使359旅大量减员，部队急需休整、补充。鉴于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就地补充兵员困难很大。经中央批准，359旅再次东渡黄河，到达晋西离石地区。部队归建120师兼晋绥军区建制，并与吕梁独四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1946年11月初，张仲瀚、曾涤奉王震命令，带领晋绥军区一批干部和719团二营的老战士，共321人，从吕梁解放区出发，前往山东解放区，组建新的部队。在华东军区首长陈毅、粟裕同志全力支持和渤海区扩军指挥部主任张爱萍同志紧密配合下，他们在渤海地区的商河、宁津、惠民、陵县、庆云等老解放区征兵，一经宣传发动，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参军。为了增加文化骨干力量，陈毅把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二百名学员输送给这支新部队。1947年2月25日，华东野战军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在庆云县常庄举行了成立大会。中央军委任命张仲瀚为旅长，曾涤为政委。王震司令员还派出傅志华等人，到渤海教导旅组建炮兵营。经过半年多的正规化训练，渤海军区教导旅成为一支12000多人（还转隶部分指战员到其他部队）的军容威武、纪律严明的钢铁劲旅。当年10月，渤海军区教导旅以野外拉练的方式，离开驻地。尔后，经半个月千里行军，于11月底到达了晋西南闻喜县，归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编制序列，改番号为独立第六旅，张仲瀚任旅长，曾涤任政委，并举行了转隶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誓师大会，陈毅亲自参加并讲话，这是张仲瀚一生中第三次组建新部队。自此，张仲瀚率领这支以山东子弟兵为主的劲旅，转战于运城、瓦子街、荔北、西府一带，在保卫延安、解放西北的历次战斗中，都出色完成了任务。

运城是晋西南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军重要战略物资补给基地，又是胡宗南和阎锡山两大军事集团联系的纽带。运城明碉暗堡星罗棋布，战壕犬牙交错，易守难攻。我军于1947年5月和10月，先后两次攻打运城未克。离运城不远处有一座安邑县城，城内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由4000多名胡宗南匪军驻守，与运城及黄河南岸国民党军互为倚角。当年12月17日，第三次运城战役打响。成立仅半年、刚刚归建二纵编制序列的独六旅随即投入此役，负责包围、监视安邑守敌，发现其增援运城，立即相机消灭。在王新亭和王震指挥下，我军经过11天的艰苦攻坚战斗，在优势炮火轰击和连续不断的爆破下，至12月28日，终于攻克运城并全歼守敌。在我军攻打运城期间，安邑守敌先是坚守城池，不敢出战。后在上峰威逼下，派出两千援军开西门摸黑出城，刚走了四、五里，即遭到我独六旅的三面夹击，一阵机枪和手榴弹爆炸声响过之后，敌人丢下200多具尸体，狼狈地缩回安邑城内。在运城被攻克的当晚，安邑守军像疯了似的，不断向北门外我监视部队阵地发起进攻，企图突围逃跑。张仲瀚当机立断，命令围城部队稍事抵抗即佯装后撤，让开通道，把敌人全部放出来，尔后组织全部兵力，在敌人屁股后边猛冲猛打。至29日凌晨，占领了安邑县城，全歼安邑守敌400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运城战役共歼敌13800人，成功地切断了胡宗南与阎锡山的陆上交通联系，把我几大解放区联成了一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此役，在张仲瀚指挥下，独六旅不仅圆满完成了阻援任务，并且全歼安邑守敌，为运城战役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受到前线指挥部通令嘉奖，兄弟部队也都对这支旗开得胜的新部队刮目相看。

随后发生的瓦子街战役（1948年2月28日至3月1日），是我西北野战军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的首次战役。战役开始前，在整个围城打援计划中作为重要一翼的二纵尚在晋南地区休整，如何渡过黄河准时到达指定位置，渡口选在哪儿是关键。多数人主张选黄河上游，危险虽小但费时较多，张仲瀚经实地考察，提出了在禹门口强渡的方案，王震同意张仲瀚的意见，上报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和中央军委。据说毛主席对彭德怀说，王震这个人呐，他说过得去，就一定能过去，同意强渡禹门口，结果一举成功，二纵出敌不意渡过黄河，争取了时间，为保证整个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以后，张仲瀚就有了“小诸葛”的美称。瓦子街战役共歼敌整编第29军军部及整编第90师和整编第27师，5个旅共计3万人，敌29军军长刘戡自戕身亡，此役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敌我形势。

紧接着在4月7日至5月12日的西府战役中，张仲瀚在荔镇“主动一抗”，解了西野总部和主力之围，成为其军旅生涯中辉煌的一页。西府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此役集中第一、第二、第四、第六共4个纵队，隐蔽进军，长途奔袭国民党军在西北的战略补给基地宝鸡。战役的关键是阻援。彭总把渭河南岸的阻援任务交给了六旅，要求他们要“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那里，绝不让一个敌人从阵地上通过！”战役打响后，胡宗南做梦也没有想到共军竟敢远距离奔袭他的后方基地，他一面严令宝鸡守军固守待援，一面紧急派遣四个军沿渭河两岸的狭长通道驰援宝鸡。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张仲瀚指挥部队，在严防死守的前提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与对岸的兄弟旅一起，把敌人的援军死死拖在渭河两岸的狭长地带，保证主力顺利拿下宝鸡，胜利完成了阻援任务。西府战役大捷，彭德怀司令员传令嘉奖二纵独六旅。

接到上级撤退命令后，他们经宝鸡取道陇南回师陕西解放区，连续九天八夜急行军，5月6日到达甘肃庆阳地区泾川东北的荔镇，只要继续前进，就可安全回到解放区。但是，荔镇四周激烈的枪炮声令张仲瀚忧心焦虑。几天来，他们不仅与西野总部失去了联系，和二纵指挥部也联络不上。屯子镇方向浓烟滚滚，炮声隆隆，敌军飞机自西南向东南来回不停地飞。经验告诉张仲瀚，西野主力尚未摆脱敌人纠缠。当张仲瀚率领十八团到达荔镇时，找不到按照作战计划应在这里驻防的那个旅，只听见零星的卡宾枪声，这是德国造，解放军没有这种武器。张仲瀚命令十八团停止前进，迅速占领荔镇东西两侧高地，抢修工事，就地坚守，为主力回师撑开一条通道。他们的工事还没有挖好，马步芳的一部分骑兵和胡宗南的一个步兵师就分别从两翼向荔镇迂回过来，企图占领高地，形成合围之势，封闭我主力返回解放区的退路，令敌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里他们遭到先行一步占领高地的张仲瀚部的迎头痛击。战斗持续两个多小时，彭德怀司令员带着20多名高级干部走过来，彭总高兴地拉着张仲瀚的手说：“你们主动在这儿打阻击，打得好！你们主动一抗，西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就保住了，新四旅就保住了。”彭总要求他们坚守到西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和新四旅等部队全部撤出来。遵照彭总命令，张仲瀚率领六旅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据守阵地的十八团团长陈国林、营长李文泉不幸中弹牺牲，战至黄昏，六旅阵地仍屹然不动，始终保持了这条通道畅通，西野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全部通过荔镇，安全撤回解放区。西府战役结束后，彭总专程骑马到六旅驻扎的小庙村看望十八团指战员，彭总快步走到战士们面前，高声说：“六旅的同志们，你们打得好！特别是十八团的同志们，你们打得顽强！我代表总部感谢你们！”还对跟随的同志说：这支部队伤亡太大了，应当多出干部。彭总始终没有忘记他说过的话，1951年解放军建立正规化初等军事学院时，正在朝鲜战场指挥作战的彭总直接给解放军总部发出指示，一次性给由西野二纵独六旅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六师1400个上军校的名额，这在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年解放战争，在艰苦的西北战场，张仲瀚以卓越的指挥才能，率领独六旅打出一系列出奇制胜的漂亮仗。他深谋远虑，十分善于领会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和彭总的战略意图，对王震同志的“脾气”“个性”心领神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将帅气质，他凭着这一难得的素养，在指挥战斗时如虎添翼，一往无前。在张仲瀚率领下，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六旅，守必坚，攻必克，立下赫赫战功：1947年2月至1949年9月，六旅先后参加了运安反击战、宜瓦反击战、黄龙山反击战、西府行动、澄合攻坚战、荔北攻坚战、永丰镇攻坚战、陕中、扶眉、陇青……45次战役。独立解放了安邑、韩城、合阳、高陵、眉县、康乐、周至、漳县、和政、白水、咸阳共11座县城；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运城、泾阳、清水、天水、临夏，扬威大西北。

八、临大战献良策，赴新疆开伟业

1948年的西北战场，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全面反攻，西北野战军在彭总指挥下，组织了几次大的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在西北战场的野战兵团。期间，还有8月初二纵攻占壶梯山，消灭敌36师之战。此战王震率二纵三个旅同时从三面向壶梯山敌阵地发起攻击，张仲瀚独六旅从西面进攻，由于战前侦察仔细，路线选择得好，部队采取连续爆破得手，战斗开始不久，即把敌一、二号集团工事全部攻占，随后又拿下了三号阵地。战后，王震表彰了独六旅，并把其经验通报全纵队。

1948年秋冬，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为配合我华东第二、第三野战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牵制胡宗南部使其不能东调，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冬季攻势。因当前之敌已形成重兵集团，彼此靠得很近，又有工事依托，直接攻击不易奏效，还容易造成伤亡过大，如何才能诱使敌人兵力分散，脱离防御阵地，便于我军抓住战机各个击破？为此，彭总到二纵召集旅以上干部开会，听取大家意见。会上讨论得非常热烈，张仲瀚以打乒乓球作比喻，提出诱敌分兵之策，博得一致称赞。彭总对张仲瀚更是赞赏有加，他对王震说：你手下这员小将，很有战略头脑，真正理解了我们的战略意图。他的比喻形象生动，很能说明问题，这种运动战，能把敌人折腾得晕头转向，我军抓住战机，才能各个击破。古往今来，兵家有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王胡子，你的这个小将很有才华，将来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你要好好培养呀！在随后的永丰镇之战中，王震率领二纵用时仅6个小时，击毙敌4000余人，敌76军军长李日基及麾下11000多名官兵悉数被俘，无一漏网，创造了我军战史上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军）歼敌一个军的光辉战例。张仲瀚和独六旅在此战中表现得非常英勇，为战斗胜利作出了贡献。其后在与野蛮残忍的马家军骑兵师作战时，在张仲瀚指挥下，独六旅的将士们把马家骑兵打得纷纷掉进了沟里，“西北王”马步芳做梦也没有想到，指挥消灭他的有生力量的竟然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燕赵男儿。

1949年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当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二纵改为二军，麾下独四旅、359旅、独六旅分别升改为步兵第四、五、六师，张仲瀚任步兵第六师师长，曾涤任政委。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期间，王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愿率领部队进军新疆。回部队之后，王震问张仲瀚：你愿不愿意跟我去新疆？张仲瀚表态说：我是359旅的，我是二军的，部队到哪我就到哪！新疆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解放后在那里搞建设，将大有可为，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并表示要学习“凿空西域”、为国开疆的汉将张骞，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死了就埋在那里，“埋骨何须桑梓地，祖国处处有青山”。四十四年后，张仲瀚的骨灰与老领导、老战友王震的骨灰一起撒在了天山南北，兑现了当时的诺言。

1949年4月19日至23日，第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在陕西澄城县平城村召开，传达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解放大西北的军事行动。扩大会后，各军分头动员，在二军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关于接受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决定》（草稿）时，有少数同志对王震提出“到任何边疆去”的建议有想法，个别同志甚至直率地说：“中央本来没有命令你去边疆，非要抢着去，为什么？”在王震作出解释之后，张仲瀚以自己渊博的文史知识，介绍了历史上张骞、班超、林则徐、左宗棠等出使西域的历史业绩，激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曾在会上发表异议的同志也受到了深深的感染，转变了自己的观点，到会的同志一致通过了这个《决定》。会后，随即开始向西北大进军，锋芒所至，势如破竹，摧枯拉朽，5月20日解放西安，7月20日八百里秦川全部解放，9月5日解放西宁，8日兰州解放，24日酒泉国民党驻军宣布起义，25日驻新疆国民党军通电起义，26日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此前的6月份，第一野战军所辖的第一、二、九军编为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步兵六师政委曾涤调任第一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熊晃副政委接任政委。

1949年10月7日，在甘肃酒泉第一兵团司令部，王震交给张仲瀚一个任务，让他先行进疆，迅速到达位于南北疆分界处的天山咽喉焉耆、库尔勒一带，进行勘察和作好生产准备。10月13日，张仲瀚即率队向新疆“进军”。关于这支部队的构成，张仲瀚将军1979年秋在医院病床上写的《忆新疆》（未完稿）中是这样记述的：“我这个部队可以用手指头数过来，它包括我自己，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三个团级干部。他们是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十六团参谋长肖耀武、十八团副团长黄云卿和他们每人带的一个警卫员。此外，我带了杜为惠、张清臻等农林科技人员。最大的一部分，是约有30人的一个在酒泉起义的测绘队，三辆大卡车和一辆吉普及驾驶员。我们的全部武装只有5支驳壳枪、4支小手枪和两支卡宾枪。”张仲瀚带领这支小小的“袖珍”部队，向着新疆方向一天行驶800余里，天黑时到达入疆门户星星峡，次日进入新疆境内。张仲瀚将军由此开始了他在新疆十七年屯垦戍边的光辉历程。也是在这篇《忆新疆》中张将军深情地写道：“为反映人和大自然的斗争，显示人的卓越毅力，往往提到新疆的大沙漠、大戈壁、大风暴、零下几十度等等恶劣条件。但那些东西不是新疆的全貌，也不是主要方面。……。新疆是鱼米之乡、瓜果之乡、歌舞之乡，是各族人民团结互助、欢乐聚居之乡，是我国西部边疆的重要屏障。”因此，自入疆之日起，他把新疆当成了“第二故乡”。

九、焉耆街头拾肥，改造起义部队

1949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军从酒泉出发向新疆进军。10月23日，二军各部到达焉耆，步兵四师、五师分头向阿克苏、喀什挺进，步兵六师先遣队驻扎焉耆。焉耆虽是古城，实际上仅是一座小城镇，容纳不下1950年2月全部进驻焉耆的六师和起义部队整编128旅等超过两万人的驻军，官兵们就在勘探好的垦荒地片挖地窝子安身。为了不误农时，部队在孔雀河畔开始垦荒造地, 在古城焉耆的千古荒原拉动了新中国军垦第一犁。天降大雪后垦荒不得不停下来，师党委决定利用冬季农闲积肥，为来年春播做准备。张仲瀚率先垂范，天不亮就挑着担子上街拾粪，这情景恰好被起义部队的旅长陈俊将军看见。解放军步兵六师张仲瀚师长带头拾粪的消息不胫而走，在起义官兵中引起很大震动，起义部队也加入了积肥行列。针对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倒卖银元，扰乱市场和金融秩序，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问题，张仲瀚采取南泥湾时的做法，节衣缩食，集资创办了部队合作社，搞活了流通，稳定了市场秩序。解放军纪律严明，真心替老百姓做事，市场物资丰富，买卖价格公道，受到各族群众的拥护和赞扬，牧民们说，还是共产党好！解放军好！正当张仲瀚期待着春天到来，与全师官兵在孔雀河畔这块风水宝地大展身手时，上级决定，调他去起义部队二十二兵团九军任政委。

国民党驻疆部队和平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下辖九军步兵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和独立骑兵第七、第八师等部队。三位主要起义将领，陶峙岳任兵团司令员、赵锡光任兵团副司令员兼九军军长、陶晋初任兵团参谋长。1950年3月，张仲瀚独自一人离开六师前往驻在景化县（今呼图壁县）的九军上任。1950年3月底，赵锡光军长、张仲瀚政委到沙湾县炮台参加步兵二十五师召开的向荒原进军动员大会，张仲瀚在动员报告中讲述了自西汉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在新疆屯垦的历史，强调戍边必须屯垦，屯垦是为了戍边，屯垦对于保卫边疆安宁，巩固国防，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有着重大的意义。他的报告知识渊博，感染力强，令人振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开展人民军队宗旨教育和垦荒劳动，起义部队在思想作风、精神风貌、官兵关系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一年二十二兵团共开垦土地23万亩，秋季获得大丰收，全体官兵喜气洋洋挥镰收割，粮满仓，牛羊成群，基本实现了粮食、肉类和蔬菜自给，官兵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期间，也曾经发生过一段不愉快的插曲。根据新疆军区统一部署，各部队开展了新旧社会对比教育和诉苦活动。新旧社会对比教育进展顺利，效果比较好。诉苦活动开始时，张仲瀚恰好到军区汇报工作，在家的同志照搬老部队做法，没有加以正确引导，少数士兵把矛头对准了军官，使得起义军官很难堪，官兵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部分起义军官对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对政工干部也很不满，认为是他们煽动士兵对自己的仇恨。张仲瀚回到部队后，发现诉苦活动出现过火行为，消极作用很大，果断宣布活动暂停，主动承担诉苦活动在执行政策上出现偏差的责任，并向起义军官道歉，要求有过火行为单位的政工干部向有关军官道歉。他在各种场合宣传，和平起义离不开高级将领的领导和组织，离不开中下级军官的拥护和支持，和平起义避免了战火，有功于人民，党的政策是“既要兵又要官”。根据起义部队实际，诉苦活动改为以划清阶级界线为中心的民主诉苦活动，同时开展了“拥干爱兵”教育活动，收到良好效果，部队垦荒和各项工作又热火朝天地开展了起来。

1950年9月25日，是陶峙岳将军率领国民党驻新疆部队通电起义一周年纪念日。鉴于这支部队经过改编和艰苦劳动考验，发生了质的改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将一面“八一”军旗和关防授予陶峙岳将军和二十二兵团，这标志着这支部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成为人民解放军中的光荣一员。9月26日，兵团召开了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一千多名劳模代表出席大会并受到表彰和嘉奖，整个兵团焕发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忘我的劳动热情。张仲瀚心里特别高兴，部队生产第一年就获得丰收，部队吃饭问题基本解决；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取得成功，受到中央肯定。1950年8月、享誉海内外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受中央文化部委托，到新疆考察民族戏剧工作。张仲瀚和程砚秋先生分别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焉耆、库尔勒、轮台合作演出京剧《汾河湾》和《打渔杀家》，他的唱腔高亢动情，演出精彩绝伦，获得满堂彩，轰动新疆。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演出的赵锡光感佩地对邻座的陶峙岳司令员说：“张仲瀚真是个奇才，打仗运筹帷幄，建设管理有方，没想到登上舞台还是个很有艺术天赋的演员，竟能同大师同台献艺。”陶峙岳说：“张仲瀚这个人为人诚恳，襟怀坦白，我很喜欢！”

如何才能使起义官兵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归宿，一直萦绕于陶峙岳、赵锡光两将军心头，张仲瀚对此也十分关注。1951年9月，他调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从屯垦事业长远发展和广大官兵安居乐业着眼，大胆提出在千里荒原建设军垦城市的设想，得到了王震、陶峙岳、赵锡光的坚定支持。从勘察选址到规划制定，张仲瀚都亲力亲为。为了搞好城市设计，没有学过设计的他找来相关的专业书籍苦心研习，边学边画边设计。最终，张仲瀚提出的带有前瞻性的现代城市规划一一石河子建城规划，经过众多专家、领导严格审议，因显著优于此前国内外设计专家先后拿出的两套方案，得以顺利通过并付诸实施。1952年底，因经费断档，刚刚奠基的石河子城市建设几乎停工。为了筹集资金，张仲瀚挽留下有经营头脑、已经准备去海军报到的起义军官高人杰，派他赶往伊犁，从事对苏边贸，要求他3个月必须赚回一个亿（旧币）。高人杰火速前往，不负所托，提前拿回了三个亿（旧币），正是这笔钱支撑起了石河子的新城建设，张仲瀚知人善任的帅才又一次折服了兵团将士。1953年，二十二兵团小礼堂落成。门廊前四根高大气派的哥特式廊柱是张仲瀚设计的。门厅内壁棉花、玉米、麦穗、葡萄组成的浮雕，也出自张仲瀚的艺术构思。苏联专家菲力波夫瞪着他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感叹地说：“张仲瀚，了不起，最有创造力的人！有这样的毅力，不论干什么，都能成为内行。”

军垦之城石河子贯通东西、纵横南北的广阔街道，强烈地冲击着路人的视野，令其胸襟为之旷达。规划初期，有气度的路网格局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认为“占地多，没有必要”。张仲瀚不厌其烦地做解释，强调要着眼于长远，为城市的发展预留出空间。人们也曾有过疑问，石河子主干道两旁的地面曾经空了很多年。这也是张仲瀚的战略眼光。他指出：“城市主干道两旁的建筑应该是高标准的。我们现在资金不足，无力建造。如果现在降低标准或是把标准较低的房子建在城市的重要位置或主要道路两旁，那就会降低城市的功能，也会损害石河子的市容。要规定一些地区宁可空着，也不要建低标准的房子。”张仲瀚特别强调近期需要和远期发展的辩证关系，主张城市建设初期，人先住下来：“一些低标准的房子，十年二十年后，占的位置或房子本身的功能将妨碍我们的工作，那时拆了它又可惜，会使我们进退两难。所以我们现在盖房子要尽量把标准降低，将来拆了没有什么可惜。盖的房子不在重要位置上，即使多用几年，也无大的妨碍。”他反复讲：建城是千年大业，一定要把石河子建成广纳世界来客的一流城市。强调：“一定要使我们的后代感到他们的前辈有远见，像我们一样地爱边疆，比我们建设得更好。”石河子城市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张仲瀚的远见卓识。至今，石河子还没有因为城市发展，出现不得不劳民伤财拆迁沿街房屋、拓宽街道的情形。2000年，石河子市被联合国命名为“人居环境改善良好范例”；2001年，获得首届“中国人居环境奖”；2002年，被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2004年，被评为“海内外公众最喜爱的中国城市”；2015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半个多世纪之后，当年建造石河子城的施工负责人、年逾九旬的师景岳老人充满深情地感叹：“张仲瀚，了不起！石河子城市，他是总规划师，总设计师。”

面对国际封锁，新生的共和国急需棉花，国家农业部指示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新疆五省区引种试种棉花。在世界悠久的棉花种植史上，有北纬44度以北无霜期短、棉花难以成熟的定论。新疆北疆地区此前从来没有种过棉花，南疆也很少种植。为满足国家对棉花的急需，张仲瀚与陶峙岳带领二十二兵团官兵，先是在玛纳斯河下游的小拐试种棉花取得成功，他们又从驻地在石河子附近的26师78团一名副连长回内地探亲带回棉花籽、种出来后长势喜人中受到鼓舞。在苏联专家迪托夫教授指导下，在兵团大规模推广棉花种植，打破了北纬44度以北不能种棉花的禁忌。1953年春节，陶峙岳、张仲瀚等与王震、迪托夫签订了两万亩棉田大丰收的合同。当年十月金秋，玛纳斯河流域两万亩棉田，收获棉花402万公斤，平均亩斤籽棉402斤，创全国纪录。1955年，兵团在天山北坡石河子垦区，开始建设中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长绒棉是军事工业、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多领域需要的特种棉，之前主要生长在埃及的尼罗河畔。1959年10月，中国第一个长绒棉品种“胜利一号”，在天山之南的兵团农一师塔里木农科所诞生。1966年，“胜利一号”的二代良种“军海一号”推广面积已达24万亩。在我国引种试种长绒棉的省市区中，只是在新疆、在兵团人的手中取得成功。到2023年，新疆棉花产量511.2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91%以上。新疆棉花不仅品质好，而且在面积、单产、总产、商品调出量上，连续29年位居全国第一。追根溯源，陶峙岳、张仲瀚和兵团将士居功至伟。

张仲瀚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始终站在部队生产第一线，兵团的每一个团场、每一项工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勇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又不以势压人，他善于做思想工作，官兵与之相处，犹如春风拂面，心情舒畅。他满腔热忱，处处为官兵着想。当时部队下级官兵年龄普遍较大，大多数人还没有成家，在当地找媳妇又很不容易，是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张仲瀚到处奔走，逢人便讲，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鼓励他们回老家找对象，然后带到新疆来，只要找到老婆，部队就给安家落户，还千方百计动员内地女青年到新疆来，鼓励她们与部队官兵处对象，等等。几年下来，这个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他的人格魅力，以心换心的真诚，赢得了广大官兵的信任、钦佩和崇敬。1955年10月9日，积劳成疾的赵锡光将军在弥留之际握着张仲瀚的手对他说：“解放后这几年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几年，与你共事这几年，也是我生活最愉快的几年。你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能与你交朋友，是我的荣幸。”陶晋初将军也对人讲：我对张政委由衷地敬佩，共事多年，我发现他是一位具有全面素养的帅才。

三十年后，张仲瀚将军在病床上撰写的《忆新疆》未完稿中，有关起义部队的内容占很大比重。文中写道：“二十二兵团起义以来，除少数反动分子于起义初期烧杀抢劫，在我军和起义部队协力打击下被扑灭了，有一小撮反动分子逃往国外去了，个别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人，经过陶、赵起义将领的同意逮捕法办了，其余都在我党正确政策的感召下，边工作，边生产，边学习，边改造。十几年来，这个六万余人的起义部队，没有一个班集体发生问题。党对二十二兵团的改造是完全成功的。”“二十二兵团在建立了政治工作后的一两年间，就有一批士兵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在更长期的生产建设考验中又陆续有更多的士兵入了党，在军官中也有一些表现极好的入了党。在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实践生活中，二十二兵团涌现了一批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人物，如：植棉能手刘学佛，拖拉机手侯正元，卡车驾驶员苏长福，防治病虫害能手张世海等同志。二十二兵团的各级将领和军官，绝大部分表现得艰苦朴素，钻研生产业务，埋头苦干，虚心学习，成了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关心士兵疾苦的好干部，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真正财富。二十二兵团在整个新疆生产建设事业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无愧于党的教育和培养，他们的业绩与天山共存，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张仲瀚把这一切归结于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好。他写道：“当我们紧紧抓住党的政策并能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党的政策，它就向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转化，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而张仲瀚其人正是“紧紧抓住党的政策并能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党的政策”的核心人物，对二十二兵团的成功改造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曾对促成新疆和平起义作出过重要贡献、解放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所说：王震离开新疆时选对了人，他选择张仲瀚来搞生产建设兵团，张仲瀚这个人既和国民党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陶峙岳、赵锡光谈得来，又让中下级军官发自内心地折服于他，由衷地佩服他、信任他，还可以让解放军二军、六军的老红军、老八路自觉自愿地接受他的领导。张仲瀚的人格魅力，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解放军复转军人、支边青年团结在一起，把生产建设兵团做大做强，取得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成就，而且在六十年代发展成为一项国策，以生产建设兵团为模式，建立了十二个生产建设兵团三个农建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张仲瀚，兵团就搞不起来，半途而废了。他文能谈得来，武也能谈得来，文武双全……没有张仲瀚，陶峙岳部队到不了那么好。所有起义部队中，最成功的是二十二兵团了。整建制地保留下来，在祖国边疆扎下了根，为屯垦戍边做出了很大贡献。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十、主持兵团工作，创造军垦传奇

1954年10月7日，毛主席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批准新疆军区生产部队成建制转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任命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任兵团第一书记兼政委；任命陶峙岳为兵团司令员；任命张仲瀚为兵团第二书记兼副政委，并主持兵团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文革”爆发，兵团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张仲瀚将军也一步步攀上人生和事业的巅峰。

一是赋诗劝人留，兴业聚人心。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部队，包括以起义部队为主体的二十二兵团全部，和人民解放军进疆的二军、六军这些赫赫有名的老部队。脱军装就地转业，继续保留建制，肩负屯垦戍边任务，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军委命令一下达便在部队中引起强烈震动，尤其是那些穿了半辈子军装的老红军老八路，包括张仲瀚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不想留在兵团，有的想调到国防部队继续穿军装，有的想离开新疆回内地。张仲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统一官兵的思想，让大家愉快地由现役军人变身兵团战士。他首先统一领导班子的思想，然后组织党委成员到各部队做宣传动员，他亲自给一些老战友做工作，劝他们留下来。他说，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共产党的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当年解放军进疆时，毛主席给部队的命令就是“屯垦戍边”，担负“三个队”的任务。他还赋诗明志：“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上风光无限好，何须争入玉门关。”既是自勉，又与战友和同事们共勉。一些老同志后来回忆，自己就是读了张政委这首诗，为他的远大志向和一片热诚所感动，选择留在兵团，献身屯垦戍边。张仲瀚抓得第二件事，就是带领党委一班人，以宏大的气魄，制订与国家“一五”计划相对应的兵团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提出，在“一五”计划仅剩的三年时间里，加速建设一批水利化、机械化、规模化的现代大型军垦农场，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农业的样板；同时兴办一批为现代农业服务的现代工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针对一些人的怀疑和个别人的责难，张仲瀚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就是要在新疆描绘出一幅塞北江南的美丽画卷，改变人们心目中对新疆荒凉的印象，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到新疆来。”事实正如张将军所设想的，经过兵团全体职工的努力，到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时，共开垦耕地500多万亩，建成36个现代大型军垦农场，职工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实现了预定的奋斗目标。国内各大报刊不断刊登有关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报道和图片，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反映兵团艰苦创业历程的大型纪录片《军垦战歌》，影片中出现了大块的条田，层层的防护林带，机械化的耕种，丰收的景象，还有莽莽雪山、辽阔草原粗犷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美丽动人的民族歌舞；影片主题歌中唱道：“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塞北赛江南。”影片在全国放映后，吸引了大批青年来新疆创业，实现青春理想。原新疆军区生产部队的近二十万人，加上后来陆续从内地招来的十余万人，全部实现了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天山南北一派繁荣景象，张仲瀚将军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二是植树又兴文，大漠建绿洲。自张仲瀚率入疆先遣队行进在茫茫戈壁之时，他就对先贤左宗棠将军在挥师西征途中不忘植树播荫、留下被后人称颂的“左公柳”的气概和毅力深感钦佩。驻军焉耆后，即亲自向当地老乡讨教如何种树植林，率领指战员，一边开渠引水播种冬麦，一边在开都河两岸开辟培育杨树柳树的苗圃。在新疆17年，他逢会必讲种树，进田必看防护林。他常说，没有林网覆盖的农业，就如同在沙盘里种庄稼，既不可靠又无保障。他告诫军垦将士，西域古国三十六，有十四个崛起在塔里木、度过了饥荒、走过了战火的城邦古国，却被塔克拉玛干的风沙埋葬。因此，植树建林，恢复建设塔里木绿色走廊，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工程。他要求“荒开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三年成林，四年成荫”。在张仲瀚一以贯之的倡导、组织和指挥下，兵团林业建设加快发展。人植百棵树，队造十亩林，年年如此，遍布新疆的兵团农场，每方条亩都有宽15至20米的农田林网守护。进疆屯垦之初，就开始引种果树，苹果、桃、梨、杏、樱桃、蜜枣、葡萄等，两百多种果树相继落户天山南北。1963年秋，农垦部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召开全国农场防护林现场会，兵团以农田防护林为主的林业建设经验，对我国“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生态防护林建设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到1966年，兵团林园面积已达65万亩，与沙为邻的人们“林带成网，道路成荫”的追寻，已经梦想成真。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出生在文化氛围浓厚家庭的张仲瀚，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参加革命后，深知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非常重视文化的作用。在南泥湾大生产期间，他组建起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节目，宣传抗日救国和大生产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激励干部战士，受到广泛称颂。“秀才团长带出一个文化团”，是贺龙夸赞张仲瀚和719团的口头禅。1950年部队进驻焉耆之初，在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在步兵六师创办文艺刊物《连队文娱》，为部队文艺爱好者提供园地。在主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期间，他着力培育兵团文化，建设“文化兵团”。他要求兵团机关及各师、团场发扬解放军光荣传统，广泛开展“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兵舞兵、兵画兵”的“五兵”活动。当时在各师、团场营房内外、田间地头，文化活动随处可见，深受职工群众喜爱。为了让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群众都能看上家乡戏，张仲瀚亲自操办起了兵团艺术剧院，还组建了京剧、豫剧、秦腔、越剧、楚剧、曲剧、吕剧、婺剧、眉户剧、河北梆子、杂技等多个专业剧团。这些剧团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为职工演出。一时间，兵团文化百花齐放，一片欣欣向荣。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进疆部队建立了八一农学院，兵团成立后，八一农学院划归兵团建制，张仲瀚亲自兼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兵团每年用于八一农学院固定资产的投资高达一千万元以上。他经常去学院看望师生，检查工作，宣讲科学技术对于屯垦戍边的重要性。他谈古论今、远见卓识、热情洋溢、风趣幽默的报告，折服了广大师生。他把一批又一批青年战士、劳动模范、生产能手和各级指挥员送入农学院接受培训，深造提高，使他们成为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1958年9月，八一农学院交给地方（现新疆农业大学）后，在张仲瀚推动下，当年11月又在石河子新建了兵团农学院，张仲瀚又一次兼任学院党委书记。他亲自到北京聘请教授、专家来学院任教，并亲自参与招生。还经常去学院看望教授、专家，下团场调研考察也带上他们，教授、专家们无不感念张仲瀚的知遇之恩，他们从张仲瀚身上感受最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信任和关怀。兵团农学院后与石河子医学院、兵团师范专科学校、兵团经济专科学校等合并组建的石河子大学，2008年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2012年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高校；2018年入选教育部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省合建”高校。

1959年，兵团在乌鲁木齐筹建饭店，张仲瀚为饭店取名“百花村”，蕴意“百花齐放”，亲笔题写了饭店名。饭店建成后，引进了全国各地的风味小吃，以慰藉军垦战士的思乡之情，同时也把内地饮食文化传扬到新疆，让新疆各族群众都能品尝到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美食，成就了疆内餐饮业老字号——“百花村”饭店。在张仲瀚倡导下，兵团文化主管部门要创办文学刊物，请他为刊物命名，他说：“我们不但要有生产粮棉的绿洲，还要有生产精神食粮的绿洲。”遂提名刊物叫《绿洲》，并亲笔题写了刊名，该刊成了兵团重要的文化阵地。张仲瀚殚精竭虑，带领兵团干部职工在大漠荒原上创建绿洲文明。兵团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我国西部处于领先地位。

三是因势善利导，兵团各业兴。进入1958年，正当张仲瀚和他的战友们准备着手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绘制更为宏伟的蓝图时，“大跃进”开始了。在那个头脑发热的年代，虚报浮夸成为一种风气。张仲瀚最初也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满腔热情积极投身其中，但很快他就感觉到运动走偏了，在“大势不可违”的情况下，他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内尽量降温，减少损失，并因势利导，利用上级提倡“大干快上”的时机，争取更大发展空间。比如，他要求每个团场安排一个连拿出一块地作高产试验，争取“放卫星”，即使不成功也无碍大局。又如，对将要投产的钢铁企业，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兵团的后峡钢铁厂、机运处综合机械厂炼钢厂当年建成投产，炼出了真铁真钢，年产量达到七万吨，占全新疆钢产量的三分之一。再如，兵团党委按上级要求提出的“双千万亩”跃进目标，即1960年新开垦荒地1000万亩、播种1000万亩，虽因各方面因素限制没能实现，但也因此获得了大量可开垦土地，当年新建成36个农工商一体化的大型现代化军垦农场，实现了“一场变两场”的目标，尤其是期间获得的大量土地，成为兵团发展的牢固基础。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也取得长足进步，继石河子垦区（农八师）之后，焉耆垦区（农二师）、阿克苏垦区（农一师）、乌苏垦区（农七师）、乌鲁木齐垦区（农六师）、伊犁垦区（农四师）等一批军垦小城镇相继出现，文教、卫生、科研等各项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工业方面，1952年后一段时间，上级限制兵团发展工业，原有的一批工业企业全部移交给了地方，严重制约了兵团的发展。张仲瀚借“大跃进”之机，说服有关方面放开了对兵团发展工业的限制，一批骨干工厂和矿山在全疆各地相继建成，交通运输业也有很大发展，农业生产的水利化、机械化达到全国最高水平。可以说，由于张仲瀚在全国“大跃进”狂潮中保持了头脑清醒，以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借势用力，使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真正的跃进，也为兵团事业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是非常难得的。

张仲瀚尊重人才，保护干部，富有人情味。他在延安时结识的青年诗人、后来名满天下的艾青，1957年被打成“右派”，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张仲瀚却给予这位落难友人多方照顾和应有的尊重。1959年9月，艾青夫妇来到新疆，张仲瀚安排他们住在兵团机关大院，享受副师级待遇，使艾青夫妇在新疆、在兵团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艾青的诗歌创作进入又一个高峰期。兵团反右不搞扩大化。张仲瀚还报经中央统战部同意，派兵团干部部到上海招聘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的300多名“右派”师生到兵团新创建的八一师范学院和兵团农学院任教，收留自主来疆没有工作单位的“右派”300多人到兵团工作，后来做出了许多发明创造的工一师劳动模范徐立汉，就是这批所谓“右派”分子之一。工二师起义将领李朝弼少将开会时，习惯性喊了“报告蒋委员长”并敬礼，个别领导视为严重政治事件，主张从重处理。师里经调查，此人一直表现不错，当时确是口误。师领导请示如何处理，张仲瀚答复，既然是口误，不处理，给他讲以后注意就行了。后来这个人表现很好，调任农一师第二总场场长（副师级）。当时内地来人中不少属于上级规定的“内部清理”人员，这些人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的是本人历史不清楚甚至有所谓“历史问题”，但大多是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张仲瀚坚持重在表现，放手使用，促进了兵团事业的大发展。在当时“极左”思潮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环境下，他这样做是担着极大风险的，既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又展示了人性的伟大光辉。

四是为国解忧难，仁心救灾民。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不同，这三年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总产不断增加，棉花产量也有较大增长。如1958年初建场的农八师莫索湾农场，当年种植的十八亩庄稼全面丰收，1959年种植的三十万亩农作物又喜获丰收，从莫索湾外运麦子的上百辆汽车，持续拉运了一个多月，爬冰卧雪的兵团战士给饥荒的共和国上交了七千万斤黄灿灿的麦粒。在全国最困难的1960年，莫索湾农场又上缴国库五千万斤优质小麦。全国普遍灾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枝独秀、连年丰收，因此成为解困纾难的希望所在。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全国各省市区和国家部委纷纷向兵团求援，加上大量灾民的涌入，兵团的粮食亦显不足。张仲瀚主持召开兵团党委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带头过紧日子，调出大量粮食及肉类副食支援灾情严重的21个省市单位，仅往河南一省就调拨粮食1亿6千万斤。张仲瀚的家乡沧县政府也派人求助，兵团支援了80万斤粮食和副食品，张仲瀚还亲自跑当地工商部门帮着办理出疆证，这些粮食救活了大批乡亲。

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后，内地饥民为寻找生路纷纷携家带口涌入新疆，形成了大规模的流民潮。当时这些人被冠以“盲流”之名，然具“爱民如子”悲悯情怀的周恩来总理则称之为“自动支边人员”，他老人家明确指示：兵团收容安置自动支边人员，顾全大局。同样具有悯民情怀和被王震不止一次称赞“最大的长处就是顾全大局”的张仲瀚，代表兵团党委向自治区提出，由兵团负责收容安置这些从内地流入新疆的饥民，为国分忧。兵团在兰新铁路的每个火车站都设接待站，收容接纳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甘肃……几乎全国每一个省区来的饥民，为他们安排吃住，安排工作，使这些难民有了生计。在张仲瀚外出到农垦部开会期间，兵团个别领导以缓解经济压力为名，擅自下令裁减兵团职工，限期遣返关内。张仲瀚知道后果断地指示：“国家遇到了困难，我们要顾全大局，责无旁贷地为国家分忧，我们兵团不为国家承担困难让谁去承担？”他打电话给兵团机关，责令撤销此令，并对有关领导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各师按照张仲瀚的要求，安置了数十万人口，其中包括所谓“盲流”、支边青年、退伍军人、获刑和劳改劳教人员等，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队伍更为庞大。兵团此举，在当时对整个国家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兵团农工商各业大发展聚集了雄厚的人力资源。

五是一心系职工，兰新铁路通。新疆地域辽阔，但刚解放时新疆没有铁路，仅有一些简易公路，不仅路况差，还经常断交。为巩固国防，加快新疆发展，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把甘肃兰州一一新疆乌鲁木齐一一苏联阿拉木图铁路列为重点工程，至1958年春，这条铁路修建到了甘肃与新疆的交界处。从1958年4月起，生产建设兵团承担起从甘新交界的红柳河，经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至中苏边界霍尔果斯口岸的兰新铁路北疆段筑路任务。张仲瀚亲自参与了勘线、定点，并调来兵团筑路部队负责筑路施工。在浩瀚的戈壁沙漠修铁路，工程浩大，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冬季气温零下二十多度，夏季气温高达四十五六度，中午地面温度达六七十度。沿线人烟稀少，数百里不见一个村庄，筑路大军只能临时搭帐篷和挖地窝子住。再就是干旱少雨，找水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哈密地区有一段百里风区，八至十二级大风一刮就是好几天。最可怕的是沙尘暴，昏天黑地，飞沙走石，狂风有时能把汽车掀翻，飞沙把汽车窗户上的透明玻璃磨成不透明的毛玻璃，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施工难度。       

1960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张仲瀚刚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就接到工二师电话报告，十二团七连三名职工昨天早晨出去找水，遇到强沙尘暴失踪了，至今没有找到。张仲瀚非常着急，他连晚饭都没顾上吃，乘吉普车连夜行驶一千多里赶到筑路工地，亲自指挥找人，他两天一夜没合眼，在当地维吾尔族老乡帮助下，失踪的三人全部找到，并脱离了生命危险。为解决工程用水问题，张仲瀚决定，给工二师调配5台油罐车改装的运水车。了解到因缺少大型机械和运输设备，影响了工程进度，张仲瀚专程进京找他在冀中抗日时的军区领导、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将军求助，吕将军爽快地答应，给予了支持。1962年12月9日，在张仲瀚亲自关心和指导下，经过兵团工二师全体职工艰苦不懈的努力，兰新铁路终于修到乌鲁木齐，当天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举行了通车典礼，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了。铁路修通后，新疆与内地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新疆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了。

六是沿边建农场，民兵保疆宁。在苏联煽动下，从1962年3月中旬至5月，伊犁大批居民成群结队越境逃往苏联。4月16日，塔城、裕民、霍城等边境县二十四万八千余中国居民，携带几十万头牲畜和大批财物，强行越界逃往苏联，造成边境地区严重混乱。在苏驻伊宁领事馆策动下，数百人抢占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又攻击伊犁州党委，以上即“伊塔事件”。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审时度势，为避免发生武装冲突，形势进一步恶化，决定由兵团出面处理。从周总理处领受任务后，张仲瀚在兵团进行了广泛动员，他在动员会上讲，1952年2月毛主席签署的中央军委命令中明确指示我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的武器。当祖国有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现在到了祖国有需要召唤我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的时候了！我们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坚决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兵团上下群情激愤、热血沸腾，新老职工踊跃报名，短短几天内，调动两万多兵团指战员，组建了六个营21个武装民兵值班连队。5月5日，穿着新发的军装但没有佩戴领章和帽徽的兵团武装民兵即出现在塔城、额敏、裕民、伊犁、阿勒泰一线的中苏边境，沿着昭苏县坡马到阿勒泰吉木乃县2016公里边境线，在纵深30-50公里、总面积1750平方公里内建立了38个边境农场，彻底结束了祖国西北边疆“有边无防”的历史。兵团还不计成本和代价，成建制地派出大批人员到边境线我方一侧，对外逃边民遗弃的耕地、庄稼、牲畜等财产实行代耕、代管、代牧（简称“三代”），待外逃边民返回后再全部交还他们。这些措施的实施，迅速平息了动乱，恢复了生产，稳定了边境治安形势，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祖国的尊严。毛主席在听取对新疆“伊塔事件”处置情况的汇报后，高兴地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很有希望。

鉴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全局考虑，张仲瀚建议中央批准，由兵团沿中苏边境我国一侧建立一条连贯起来的边境农场带，把争议地区封锁起来，既防止苏联的蚕食推进，又为我国在今后边境谈判时争取主动。1962年8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两年内，陆续组建三百个齐装满员的民兵值班连队；9月27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生产建设兵团沿中苏边境地区中国一侧建设边境农场带，以巩固国防。从1962年秋到1964年，经过两年的艰苦创业，兵团在中苏边境我方境内新开垦土地一千万亩，建立了38个边境农场，控制了9处有争议地区，300个齐装满员的民兵武装值班连队和58个边防工作站也陆续组建起来，在巩固国防、保卫边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七是兵团助神兵，印军溃如崩。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印度政府以英国殖民主义者非法炮制的“麦克马洪线”为依据，不断在中印边界挑起事端，侵占我国领土。1954年起，中印双方开始会谈，但数次交涉无果，印军开始进军我藏南地区建立军事据点。为了回击印军的猖狂侵略，1962年10月1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召集会议，确定了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10月28日，我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同时在东、西两段中印边境发起了自卫反击。

在这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战斗中，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按照中央指令，承担了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西段反击作战的后勤保障任务。接到命令后，张仲瀚紧急调集两万多名干部职工和大批运输车辆，调集大批物资，支援前线。为了把6500吨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及时送达前沿阵地，张仲瀚紧急动员，从各垦区调来40辆大卡车和1200名优秀驾驶员及大量运输人员，利用夜间隐蔽行车，往返穿越炮火封锁区，边防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把弹药物资送到哪里。在山势太陡汽车无法到达的地方，兵团战士就肩扛手提，甚至攀岩上去，把弹药直接送到我军前沿阵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军大获全胜，狠狠地教训了印度侵略者，扬了我国威军威。兵团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为自卫反击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上级表彰。兵团汽车独立三营荣立集体三等功。

八、代偿历史债，各族如弟兄。新疆古称西域，意为中国的西部疆域。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清政府采纳左宗棠建议，在西域建立行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新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问题错综复杂，虽然交流融合是主流，但也有矛盾甚至战争。当年毛主席曾指示进疆部队，到新疆后，要以替历代压迫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动统治者偿还历史旧债的心理，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张仲瀚深知处理好民族关系，对于稳定新疆、建设新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时刻铭记毛主席的教导，努力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促进各民族团结。他时常教育同志们，我们兵团在新疆担负着生产任务，是一支生产大军；同时，我们也担负了政治任务，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执行民族政策的工作队；我们还担负了军事任务，是一个战斗队。新疆解放初期，兵团派出大批干部，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减租减息，实行土地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派出大量干部和技术人员，帮助地方做思想政治工作，传授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抢险救灾，帮助各地群众发展生产。张仲瀚总是教育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兵团在新疆搞生产建设，不仅不能侵犯群众利益，还要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使群众认识到，兵团的发展对地方各族人民群众是有利的。因此，兵团无论是规划建设农场，还是兴建大型水利工程，都考虑到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利益，坚持让利于民，绝不与民争利。群众缺少耕地，就帮助他们开荒造田，甚至种好后再交给他们；群众缺水，就帮助他们修好水利设施，分好配好水。仅兵团修建的水利工程，每年群众受益就达200万亩以上。

1963年4月，兵团农六师猛进一分场因300亩地，与当地联盟大队回族群众发生争执，双方有组织地打群架，互有人员受伤。事件发生后，张仲瀚亲赴现场处理，代表兵团向当地群众赔礼道歉，亲自去医院看望慰问伤员。经调查，发生争议的300亩地确属猛进一分场所有，为缓和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张仲瀚决定这块地由联盟大队和猛进一分场共同耕种，收获的粮食归联盟大队，耕地仍然归猛进一分场。并组织农六师和猛进农场领导干部开会，讨论制定增进民族团结、帮助和支援公社发展生产的措施。后又召开兵团党委会，总结经验教训。通知各师、团场，以该事件为鉴，检查总结民族团结工作，制定增进民族团结的措施，并决定从1964年起，兵团从积累资金中每年拿出人民币800万元，支援地方发展生产。正因为兵团坚持为群众做好事，同新疆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从而使兵团战胜了种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新疆一支重要的经济建设力量，维护祖国统一的力量，增强民族团结的力量。张仲瀚将军不愧为促进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的带头人。

九是科技加核算，效增粮棉丰。张仲瀚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强调“科研要走在生产前面”。1960年6月，兵团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张仲瀚兼任主任。他力排众议确定了兵团科委定编18人、师局科委定编5～7人的编制方案。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干部：“有些人，外行看是内行，内行看是外行，他就站在内行外行之间扭扭摆摆裹足不前。”在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前后，除了前面提到的农学院之外，兵团又相继成立了塔里木农垦大学、医学专科学校、财经干部学校、八一师范学院。兵团勘测规划设计院、兵团农林牧科学研究院也先后挂牌。各师局的农业试验站、试验场也一一开展工作。在张仲瀚直接支持、指导下，各师的农业经济研究室得到充实和加强。兵团蔚为大观的科学、教育体系，有效引导、促进了兵团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兵团农业科技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更为可贵的是，留下和培养了大量科技英才，为兵团种下了重视科学技术的基因。

进入1964年，虽然兵团的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兵团农业更在全国领先，但永不满足于现状的张仲瀚意识到，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新疆常年少雨，水力资源有限，再大规模垦荒已不可取。他在党委会上提出，寻找新的水源，发展节水农业，在生产经营上进行改革创新，在科学技术上有所突破，在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上有大的提高，兵团发展才能跨上一个新台阶。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尔后又发动群众提合理化建议，进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推广石河子垦区经验，在各垦区实行包产量、包成本、包利润上交、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粮棉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的采用和推广优良品种，增产效益明显；许多垦区搞深加工项目，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经济效益显著。管理模式的改革创新，促进兵团各项事业实现很大发展，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

从1950年10月，张仲瀚带领先遣队率先入疆，在焉耆在沉睡千年的戈壁沙漠上拉开了新中国军垦第一犁，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兵团开垦耕种土地达2000多万亩，建立了160多个大型农牧团场，独立工业企业130来家，十几所大专院校和医院，准噶尔、塔里木戈壁变绿洲，无边荒漠上矗立起石河子、奎屯、阿拉尔、北屯等座座新城，张仲瀚称之为“更大更新的南泥湾”；兵团人口由1954年10月集体转业时的17.55万，增至148万，加上家属子女，总人口近200万；年产粮14.4亿斤，生产总值达到9.77亿元；1966年，兵团棉花产量2499万公斤，占当年新疆自治区皮棉总产量的31%‌。1966年2月，兵团的玛纳斯垦区因棉花生产成效显著被国务院评为先进单位‌。当年兵团工业总产值达到5.53亿元，占到兵团工农业总产值的61.3％，相当于同期自治区地方工业产值的42.5%。特别是轻工、食品、化工、非金属矿在自治区占了主要部分，不仅供应了兵团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需要，而且支援关内兄弟省市和出口创汇，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兵团的交通、商贸、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也都呈现大发展大繁荣的兴旺局面，达到了兵团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十是获得高层赞，经验拟推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劳武结合”的模式，实现了“‌荒原建家园、戈壁起新城、边境筑长城‌”的奇迹，维护了边疆稳定，促进了民族团结，成为国家治理新疆的战略支撑，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验也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从1962年起，在周总理安排下，逐步将新疆兵团经验向西北、向全军推广。当年2月，周总理去广州开会，特意召张仲瀚随行，在飞机上、在广州小岛宾馆，在广州的8个日夜，多次与张仲瀚长时间个别谈话。总理对张仲瀚讲，主席和我有个设想，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军队改编为生产建设部队。围绕这个主题，总理与张仲瀚深入交谈，每次都谈到深夜。当时中央军委正在广州召开第三十三次常委会议，周总理安排张仲瀚在会上发言，介绍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张仲瀚用了整整4个小时，向出席会议的周总理和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及其他军委领导、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各军兵种司令员政委，列席会议的10名军长、10名师长、10名团长、10名营长和10名连长，共168名与会者介绍了兵团经验。他不用稿子侃侃而谈，条理清晰，简明扼要，事例生动，数据翔实，语言风趣，会场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主持会议的罗瑞卿总参谋长紧紧握住张仲瀚的手说：“你讲得太精彩了，让我们这些人耳目一新，你的发言对大家很有启发！”

1963年10月，罗瑞卿率领中央军委工作组到新疆，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勘探边境军事设施和兵团各垦区的农场。在新疆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举行的干部大会上，罗总长说：生产建设兵团在张仲瀚同志为首的兵团党委领导下，取得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成就，要将兵团的成就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1964年7月，张仲瀚任兵团第二政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兼第一政委）。12月，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5年7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归来途经乌鲁木齐，安排在新疆工作4天，其中两天时间考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张仲瀚陪同视察了兵团各垦区，从麦浪翻滚的麦田、长势喜人的棉田到硕果累累的果园，从机器轰鸣的工厂车间到书声朗朗的学校教室，接见兵团职工和教师学生，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兵团在千里荒漠建设家园所取得显著成就表示高度赞赏。期间，还会见了安家落户石河子总场的上海知识青年代表，周总理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在周总理与上海知青交谈时，《中国青年报》记者抓拍了—张照片。周总理站在右侧，居中的是女知青杨永青，她旁边是另一位女知青。总理满脸慈祥与两位扎着羊角小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孩亲切交谈。身材伟岸、仪表堂堂的张仲瀚政委站在她们身后，脸上带着自然而得体的微笑。这张照片将共和国总理、兵团副政委、上海知青老中青三代框在一起，留下了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瞬间。照片在《中国青年报》刊登后，各大报刊纷纷转载，风靡全国。“文革”期间，张仲瀚被隔离审查，他在照片中的身影被抠掉，代之以两棵白杨树，总理逝世后报刊上采用的就是这张没有张仲瀚的照片，后来又被石河子周总理纪念馆等多地采用。遵照总理嘱咐“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建设”，曾任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自治区科委党组副书记和全国人大代表，已成银发老妪的杨永青女士，为使这张有张政委形象的照片重见天日，恢复历史真实，不顾年高体弱，奔走呼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仲瀚在兵团战士和援疆人员中的崇高威望，彰显了人们对兵团老政委的真挚热爱和一片深情。

10月，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率中央代表团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典，庆祝活动后视察了兵团。在离疆返京前的大会上，贺龙副总理由衷地说：“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兵团。兵团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样板，是一个大熔炉。”他要求张仲瀚：“你要输出干部，支援西北、西南地区的建设。”11月，张仲瀚率兵团参观团去大庆和大寨参观学习。在大寨与陈永贵座谈时，张仲瀚既肯定大寨改造山地，精心耕作，一寸土地都不浪费，石头缝里都要种棵南瓜的好做法。又直率地指出，大寨七沟八梁没有树，没有林；单纯搞粮食，没有牛羊畜牧，农、林、牧三缺二。强调要发展农业，增加收入，缺了这两条腿不行。回到新疆后，立即安排人员和车辆，给大寨运去了发展林业、畜牧业的优质树苗和良种牛羊，体现了他说真话，办实事的一贯作风。

1966年2月，周总理召见张仲瀚，指示他作为国家农垦部副部长，看问题要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要放眼整个大西北。除甘肃正在组建兵团外，还要在宁夏、青海和陕西组建农建师，连同新疆、甘肃，五省组建西北农业建设兵团和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兵团，统归张仲瀚负责，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设立专门管理农垦林垦的部门，由张仲瀚负责领导，治理黄河灾害，开发大西北。在当日的会议上，周总理还传达了中央关于在西藏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总理要求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一个建制团支援西藏，起先锋、榜样作用。3月3日，经周总理提名，国防部任命张仲瀚任新疆军区副政委，仍兼兵团第二政委。贯彻中央决定和周总理要求，张仲瀚在兵团召开了组建援藏建制团的专题动员会，短短几天四万多人报名，最后批准了2035人。4月中旬，欢送兵团援藏先遣团。张仲瀚亲自把一面绣有周总理视察兵团时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的红旗授予进藏战士。出发当天，他站在火车站站台入口处，与二千余名进藏战士一一握手，勉励他们为西藏建设努力工作。4月下旬，为在生产建设兵团建立大规模的现役解放军部队，周总理安排张仲瀚到西安、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落实该计划的配套措施。按照中央要求，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今后10年要准备接收北京、上海、武汉、天津10万支边青年，接收2万复员军人，吸收当地1万名少数民族青年到兵团工作，每年扩大垦荒面积60万亩。5月17日，应共青团上海市委邀请，在上海市文化广场作《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报告，29个分会场联线广播，与会青年达9万余人，引起巨大反响。1966年初，遵照中央军委“预备一个工程建筑师的全套干部，支援酒泉钢铁厂建设”的指令，兵团从各师选调了167名具有建筑安装经验的干部，如期集中，待命酒泉，保证了酒泉钢铁厂的建设。

据农八师原师长、时任兵团司令部经营计划部综合计划处处长的陈冰回忆：周总理曾几次跟张仲瀚谈话，说他已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全国学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搞农业的做法，也已经给中央几个宣传单位打过招呼。周总理要求张仲瀚认真思考一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到底有哪些值得全国人民学习的地方？说中央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学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强调这是事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要张仲瀚做好充分准备。1966年7月22日，代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参加兵团座谈会的郭小川透露，《人民日报》社决定，从8月1日开始，以八个版面的篇幅，连续宣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此前，党中央、毛主席已于1965年12月4日批准，中央预备启动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立解放军现役部队，设立15个步兵师、若干特种纵队。正当张仲瀚满怀热忱，准备为党和人民、人民军队做更多工作时，“文革”爆发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上述计划未能实施，将军的抱负也未能实现，令人扼腕。

十一、文革蒙冤十载，临终遗篇感人

1966年秋，“文革”狂飙殃及兵团，张仲瀚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兵团的代理人”受到冲击。8月21日，自治区党委决定，张仲瀚不再主持兵团党委日常工作。1967年1月26日，石河子市兵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冲突，掌握武装的一派调动值班部队开枪镇压另一派，共计打死26人，打伤74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在林彪、“四人帮”追随者的操纵下，兵团造反派组织“八一野战军”向党中央诬告，说事件背后的支持者是张仲瀚，还组织了2000多人的上访团，到北京揪斗张仲瀚。1967年3月3日，张仲瀚被隔离审查，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通县一座旧军营内。期间，他被扣上“贺龙黑线骨干分子”、“拥兵自重，在兵团搞独立王国”、“做贺龙兵变据点”等莫须有罪名，被划入贺龙专案组25个分组之一，遭长期审查、关押。直到1974年4月，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张仲瀚被解除监禁。后经王震同志多方斡旋，与有关部门反复交涉，最后毛主席批示：“张仲瀚原来是部队的人，还让他回部队吧。”1977年12月，张仲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

解除监禁恢复自由后，张仲瀚最大的心愿是：还自己政治上的清白，恢复组织生活，回新疆、回兵团继续为党工作。1979年1月5日，他在北京海军医院住院期间，应某报社约请，在病床上写的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年专题文章——《周总理关怀屯垦戍边》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敬爱的周总理的热爱和思念，也表达了他对“第二故乡”新疆和对屯垦戍边事业的热爱和思念。文中充满深情地写道“总理，在我被关押的八年三个月中间，我再也没有见到您，但您时刻在我心中，在我的梦中。我一次又一次默念着毛主席1952年2月签署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最后几句话：‘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战线上战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什么时候能够下达召唤我这个老兵的命令，使我得以血染沙场。”“总理，我不止一次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不是党的敌人，我是党的敌人的敌人！我在向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进行过上百次刀枪相见的搏斗，在党交给作战任务时我从没有犹豫，从没有退缩。但这次我终于被迫离开了革命工作，离开了新疆，离开了军垦战线，离开了我的上级和战友。”“总理，因为我身患重病，可能失去重新工作的机会。但我力争把病治好，力争跟我的战友们、同志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鞠躬尽瘁。”1979年12月17日，中央军委为他彻底平反，肯定了他的光荣历史，肯定了解放后他所做的杰出贡献。这时距将军离世已不足4个月。

在等待平反和恢复工作的日子里，张仲瀚几次发病，身体每况愈下，他感到自己再回新疆已经不可能。1979年7月，他对一位老部下说：“我在新疆工作和生活17个年头，实足时间16年零4个月，人生能有几个17年呢？从离开新疆到现在又过去13年了，以后，我还可能再活一段时间，但再也不能虚度了，是时候了，应该给后人多留些东西，再不提笔就来不及了。”他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拟定了写作计划，安排了5件事：1.致函胡耀邦同志，陈述对发展新疆军垦事业的建议；2.写出揭发林彪死党在“文革”期间破坏兵团事业、迫害兵团老干部和职工的罪行材料；3.以《忆新疆》为题，回忆他在新疆主要是兵团的工作生活；4.写出关于土壤改良的文章；5.以《从战争学习战争》为题，写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忆录。可惜，这些计划只完成了很小一部分，他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张仲瀚将军的遗作《老兵歌》，1961年初写于新疆塔里木河畔阿拉尔，1965年作了修改，1979年在病床上又作增补，先后18年终成完璧。全诗共32节、128行、640字。这是一首流传甚广、兵团人耳熟能详的古风体长诗。全诗如下：

“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新疆举义旗，心倾共产党。干戈化玉帛，玉帛若金汤。各族好父老，喜泪湿衣裳。争看子弟兵，建设新故乡。放下我背包，擦好我炮枪。愚公能移山，我开万古荒。务农畜为贵，苜蓿草中王。肥多田增产，粮足六畜强。田在畜身边，畜在田近旁。欲求田畜旺，场队办五坊。五坊何所指？油酒粉豆糖。渣滓皆饲料，粪便变棉粮。遍野棉絮白，精心育蚕桑。飞来长江鱼，殖满清水塘。整地平如镜，凿渠万里长。引来天山水，为我灌禾秧。水库如棋布，水吼电辉煌。晴阴无旱涝，保产先保墒。护田林成带，条田宜长方。四周森森树，万堵绿城墙。工厂连栉起，机鸣日夜忙。商店陈百货，自办大学堂。人称新疆好，地阔天无疆。远山蜃楼动，平沙海市映。壮士五湖来，浩浩慨而慷。君有万夫勇，莫负好时光。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荒沙变绿洲，城乡换新装。乡人离乡去，十年未还乡。归来惊不识，指问此何方？恪守农轻重，步调勿颠宕。一业得成功，百业自兴旺。负重从大局，发愤誓图强。兴建新社会，岂只艺稻粮。多种经营好，主次切衡量。各业农为主，各物粮为纲。农业有宪法，八字放光芒。字字都办好，年年红满堂。似军又似民，衣杂帽无章。坚持‘三个队’，队队意深长。各族同水乳，情深似海洋。愿偿历史债，共谱新篇章。青年当有志，立志在四方。祖国需要处，皆是我家乡。老兵带新兵，一浪接一浪。新陈自代谢，后来应居上。回首创业初，当兵自种粮。手舞坎土曼，地窝做营房。将士齐上阵，三军酣战忙。处处南泥湾，江南到北方。节衣复缩食，集资建工商。今日机械化，当年手挽缰。万事开头难，念念奠基章。甘将苦为荣，建国是康庄。白纸绘新图，立足保边疆。严戒前门虎，谨防后门狼。未战早备战，年年多储粮。莫待临战时，举措顿仓皇。巨手翻天地，大胆易沧桑。前人业未竟，不怪左宗棠。兵团多健儿，未离手中枪。边关烽烟起，重新上战场。”

该诗记述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不断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歌颂了兵团战士们从延安、南泥湾继承而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总结了兵团在艰苦创业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张仲瀚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完成的、留给兵团官兵的宝贵财富。虽然将军已经故去近半个世纪，但他这首《老兵歌》仍在兵团人中间传唱。每当人们吟诵、演唱起这首长诗，会情不自禁地勾起对兵团老政委张仲瀚将军的追忆和缅怀，激励一代又一代兵团人，踏着第一代创业者们的足迹，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履行屯垦戍边使命，是党中央治国安邦、强化边疆治理的一项战略安排，在新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以张仲瀚将军为杰出代表的第一代创业者和广大兵团战士，一手拿镐头，一手拿枪支，为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坚定维护了边疆安宁、国土完整。由于“文革”的破坏，兵团经济一落千丈，粮食连年减产，还要吃国家的返销粮，入不敷出，成了亏损大户。1975年5月，中央下令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所属各师、团场归属新成立的新疆农垦总局。兵团被撤销后，屯垦戍边、发展经济和维护新疆稳定的特殊作用明显削弱。每思至此，张仲瀚将军如锥心之痛。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起草了给党中央的意见书，陈述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战略作用，坦陈忧国忧民之情，用生命呼唤恢复兵团。1981年6月30日，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身份兼管新疆工作的王震致信邓小平，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8月中旬，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陪同下赴新疆视察，考察兵团恢复的必要性。在多方听取意见、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邓小平在王震等人呈送的专题报告上批示：“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至此被撤销六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得以恢复，可以告慰张仲瀚将军的在天之灵。

十二、死后哀荣备至，风范永留后人

张仲瀚虽经长期治疗，终因循环功能衰竭，于1980年3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将军遗物仅有三万元现金和几件换洗衣物，一些杂物、书信和手稿。其中有未完成的《忆新疆》。其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话：“我是这样地想念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仿佛置身于那些美好的回忆之中……如果我一生有过最伤心的事，那就是迫使我离开新疆。”他对新疆这片辽阔的土地是多么热爱！眷恋之情是多么深厚！但他想回新疆的心愿在生前却未能实现。令人欷歔！

3月25日，张仲瀚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大厅举行，中央军委破例要求解放军三总部在北京的副总长以上首长、解放军各个军兵种领导参加张仲瀚同志追悼会。胡耀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彭真、王震、余秋里、薄一波、粟裕、肖劲光、黄克诚、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中央军委、解放军各总部、国防工办、驻乌鲁木齐部队、农垦部、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大和政府；河北省沧州地区和沧县党政机关等送了花圈。胡耀邦、王震、韦国清、余秋里、宋任穷、王平、康克清、王首道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追悼会；刘少奇同志夫人王光美、彭德怀同志夫人浦安修、贺龙同志夫人薛明也参加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还有著名诗人艾青夫妇、京剧大师张君秋等社会知名人士、将军亲属和生前好友及首都各界群众，共800多人。追悼会场许多人默默流泪，为张仲瀚将军的不幸离世而饮泣。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王震致悼词。王震在悼词中回顾了张仲瀚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充分肯定了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和功勋，赞扬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和我军的优秀指挥员。悼词最后说：“张仲瀚同志从青年献身革命起，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他在战争时期和生产建设时期都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历史功勋，深受党的信任和群众的尊敬。张仲瀚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我们悼念张仲瀚同志，要认真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识大体，顾大局，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革命风格；学习他坚持原则，严守党纪，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不怕牺牲，勇敢战斗，不怕困难，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的优良作风。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聚精会神，把我军现代化建设好，为我国的四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对追悼会发了长篇报道。《解放军报》发表长篇报道《伟大的创举》，热情赞颂了在张仲瀚同志主持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取得的辉煌成就。

张仲瀚文韬武略，一表人才。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一名威武的骁将、难得的英才。想当年，他年仅20来岁，就在短时间内先后组织起两支抗日队伍。后归属于王震的359旅，这个旅的干部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唯独张仲瀚“半路”而来，上来就任主力团团长，东征西讨，南下北返，由团长到旅长、师长，经历过数百次战斗，打过许多硬仗胜仗，击毙过敌师长，活捉过敌军长。他的老战友们回忆起来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的张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他每战必亲临前沿指挥，军中上下无不佩服。你别看他是个投笔从戎的白面书生，他可是位军事奇才！贺龙常常用“燕赵多才子”夸赞张仲瀚。王震说起这位他最得力、最喜欢的部属常讲两句话：“张仲瀚这个人不打个人算盘”，“张仲瀚有全局观念。”1955年9月，军队实行军衔制。张仲瀚按资历和军功授中将毫无悬念。他的警卫员蔺文茂曾经问是否还给他授衔，他说，周总理跟我谈过话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生产部队，给军队以后的发展找了一条出路，以后准备在西北几个省都要搞类似兵团的农建师，兵团要给予全面支持。这次就不给你授衔了，你就当个“无衔将军”吧！由此，张仲瀚有了“无衔将军”的美誉。

追悼会结束了，人们还在感叹痛惜。称赞张仲瀚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不弱于中国近代民族英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与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左宗棠。正是左宗棠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住了新疆17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尊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人们由衷地赞叹：真正不朽者，张仲瀚算一个！王震同志参加完张仲瀚追悼会回到家里后，满怀伤感地对夫人王季青说：“多好的同志，多难得的人才啊！只有65岁就走了。”他特别嘱咐家人：“张仲瀚一生无儿无女，他生前曾对我说过，他有个心愿，就是回新疆。现在他去世了，可这个心愿还没有实现。你们记住，到时把他的骨灰也一起带上，和我的骨灰一齐撒在天山上，你们帮助他了结这个心愿，同时也是我的心愿，这样，我们这些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又可以在一起了……”1983年8月23日，国家民政部授予张仲瀚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1993年3月12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一生的国家副主席王震逝世。遵照王震同志遗愿和他关于帮张仲瀚了结心愿的嘱咐，当年4月4日上午，张仲瀚的骨灰随同王震的骨灰一起乘专机回到了乌鲁木齐，时隔27年，他又回到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新疆。在乌鲁木齐市光明路15号大院，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兵团领导，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老部下和社会各界群众，列队在兵团礼堂前迎接灵车的到来。当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出现在眼前时，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呜咽啜泣声。4月5日是清明节，苍天有灵，大地动哀，纷纷扬扬的清明雨寄托着沉重的哀思和无尽的怀念，上午11时30分，一架小型运输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向着巍峨的天山飞去。12时整，舱门打开，王震的亲属，在工作人员协助下，手捧着王震、张仲瀚的骨灰，用一朵朵鲜艳的月季、黄菊、玫瑰相伴，撒落在新疆天山的雪峰、森林、草原、河流和广阔的田野及戈壁沙漠，融入了他们心心念念、广袤无垠的新疆大地。

叱咤风云的一代儒将张仲瀚走了，他的传奇故事以悲剧收场，他伟岸的身躯化作了一缕青烟，但他的煌煌功业造福当代遗泽后人，他的精神遗产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他的赫赫英名也已载入史册永远传颂。为了纪念他，新疆石河子大学、北屯市、阿拉尔市为他树立了雕像，阿拉尔市还将一条马路命名为仲瀚街。由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委宣传部、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联合出品，新疆化凌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承制的剧情电影《天山之子张仲瀚》，于2024年开始上映。该片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张仲瀚在新疆屯垦戍边革命历程的故事。

建国之初奉命率先入疆，张仲瀚风华正茂，十七年峥嵘岁月，业绩辉煌。兵团老同志都记得，上世纪50年代，张仲瀚不到40岁，笔挺的身材，宽厚的肩膀，圆润而有棱角的脸庞，白皙的皮肤，一双清澈智慧的眼睛，一头自然卷曲的乌发，在凛冽寒风中更显得朝气蓬勃。如果抛开他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身份，俨然是位风流倜傥的绅士。然而，他却是一位久经沙场、南征北战的将军；是一位运筹帷幄，在戈壁荒原建造绿洲新城的领导人；又是一位抡起砍土镘开荒、背起粪筐积肥的劳动者。他幽默风趣，口才好，讲话从来不拿稿子，听他讲话总觉得时间短，大家都很崇拜他。从1949年12月开始直到1966年8月，与张仲瀚共事长达十七年的陶峙岳司令员，曾经这样夸赞他的这个黄金搭档：他坦白、直爽、真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朋友。他具有大海之心胸，必将成就一番大业。这位93岁入党的开国上将，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他91岁那年回忆道：我一生中最轻松愉快的岁月，就是和张仲瀚一起合作共事的时候。2010年5月9日，82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员刘双全偕夫人段丰英，在张仲瀚逝世30周年纪念日当天，不远数千里，来到将军的出生地一一河北沧县崔尔庄镇张崔尔庄村，肃立街头，注目沉思：1947年，他作为翻身农民应征入伍，到了渤海军区教导旅，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多次战役，后随部队一起进疆，历任兵团农二师29团团长、第二副师长、代师长，1987年4月至1993年3月任兵团司令员，是兵团恢复重建后的第二任司令员。在张仲瀚将军麾下20年峥嵘岁月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涌现在他的脑际。他满怀深情地说，所有兵团的人都崇拜张政委，如果谁说他有什么不好，大家都不愿意听。张政委主持兵团工作，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情，但他从来不争地位，也不计较这些东西，大家心里都清楚，兵团的工作、兵团的事业是以他为首创造的，他的名字是和兵团联在一起的。张仲瀚的老部下、老战友、延安时期大生产劳动模范、兵团原副司令员谢高忠说，我们这一辈人中，没有谁比张政委更相信理想的力量，没有谁能比他把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把握得那么恰到好处。他总是善于把我们的工作与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你看到、理解到原先无法看到、不可理解的事物过程。他不是凭权力支配下级的那种人，他有功不居功，用权更谨慎。他是凭才智、卓识和远见引导人向前进。他本人始终像一团火，燃烧着、呼啸着，他用自己的火把你点燃，让你自己放光、发热、燃烧。他的老部下杨兆元、陈冰撰文说，张仲瀚同志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热情助人，加上学识渊博，口才出众，因此，诸如学者、专家、诗人、作家、工人、战士，一经与他接触，都对他敬佩不已。有的与他初识一面，遂结成友谊，终生不忘。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五世孙、航测专家林颂章感慨道：我这一生再没有遇到张仲瀚将军那样多才艺、博闻强识的饱学之士。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兵团作家协会主席、《镇边将军张仲瀚》一书作者丰收先生写道：张仲瀚无疑是最忠实的共产主义战士，构筑他信仰大厦的思想基础是丰厚的人文素养。他待人宽厚、仁慈、公道，希望并支持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施展自己才智的机会和舞台。张仲瀚所达到的人生境界，体现了向上、积极、发展的时代精神，这是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的至高境界。他留给领导、战友、同事和兵团将士们的普遍印象是，文韬武略二者兼得，与人共事肝胆相照，与人交谊清风明月，谈文论政情怀高远，堪称兵团第一人。2025年3月下旬，由新疆铁门关市师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师政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樊文明同志率领的兵团二师代表团，第一次到河北接洽工作期间，专程到沧县拜谒将军故里，表达崇敬和缅怀。

2024年9月末，我刚将几本介绍张仲瀚将军的专著读完，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5周年，虽不大懂诗，但情之所至，斗胆模仿将军遗作《老兵歌》，先后用三天时间，写成《将军颂一一缅怀燕赵骄子张仲瀚》，表达对张仲瀚将军以及像将军一样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强大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先辈们的无比崇敬和怀念之情。全诗如下：

“中华有燕赵，燕赵多奇男；慷慨悲歌士，翘楚张仲瀚。少年立大志，拯民水火间；一生交给党，此身死无憾。装备取溃兵，民军武装建；冀中第一枪，惊落日酋胆。正操率军至，兄弟相见晚；返乡筹新军，抗日劲卒添。陈庄战斗酣，率队阻敌援；初展文武才，贺龙刮目看。归来见王震，缔结生死缘；垦荒南泥湾，生产作模范。请缨毛主席，南征历万难；协助叶参座，智斗美蒋顽。赴鲁建新旅，陈毅慷慨援；运城攻坚战，守敌悉数歼。全局在心中，主动恋恶战；荔镇抗胡马，彭总由衷赞。建国礼炮响，率队进天山；军垦奠基人，将军无军衔。擘画新蓝图，踏勘不避险；上街拾畜粪，起义官兵叹。改造旧军队，诉苦急纠偏；党的政策好，贵在推诚见。要兵又要官，有职要有权；数万旧官兵，脱胎把骨换。当好“三个队”，主席令如山；兵团体制优，屯垦谱新篇。戈壁建新城，荒漠变桑田；敢破旧禁忌，西域广植棉。新疆多民族，团结最为先；替偿历史债，此心天可鉴。不与民争利，千里引清泉；“三代”暖人心，亡者归家园。组建值班连，民兵配枪弹；沿边设团场，垦荒又固边。借势不盲从，各业大发展；“三年困难”时，为国分忧难。粮食输灾区，设站济饥寒；“盲流”数十万，留疆把家安。战士八方来，日久生乡恋；引进地方戏，百花齐争艳。农工联合体，经济搞核算；农业连年丰，工贸利翻番。毛周谋大计，四地建兵团；西北五省区，统筹棋一盘。投入全身心，事业达峰巅；屯垦千年史，仲瀚迈前贤。政治风云变，将军遭厄难；是非全颠倒，功业成罪愆。“文革”陷囹圄，身心遭摧残；解禁回部队，炮兵顾问衔。念念在新疆，难回终生憾；兵团被撤销，思之肝肠断。抱病续长歌，深情忆当年；上书党中央，建言复兵团。回忆稿未完，撒手归九泉；死后哀荣极，动地又感天。小平赴新疆，亲自做调研；恢复兵团制，仲瀚酬遗愿。燕赵奇男子，西域美名传；至今忆斯人，言者泪涟涟。河北援新疆，省区搞共建；中国梦圆日，勿忘告仲瀚。”

献身新疆建设大业的兵团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老根绵延不绝的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一个是他们视之为第二故乡的新疆。张仲瀚将军曾对他的战友说过：我是河北人，河北很好，但是我觉得塞外也很好。应该说，张仲瀚将军是燕赵大地哺育成长起来的优秀儿女，燕赵大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激荡人心、催人奋进的红色革命文化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结合和充分展示，不愧为“燕赵骄子”！他又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特别提到并表示崇高敬意的“兵团事业创业者和老一代兵团人”的卓越代表，是兵团军垦事业的奠基人、缔造者和创造性的实践者，他不仅为兵团事业的发展繁荣，也为整个新疆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天山之子”、新疆军垦第一人。作为张仲瀚的第一故乡，河北应采取适当方式宣传自己的优秀儿子张仲瀚，让家乡人知道他、了解他、记住他，因为他而自豪，学习他而奋进！河北沧县政府原副县长娄锡文女士，在任职期间，有感于张仲瀚作为沧县籍感天动地的人物，沧县却很少有人知晓，费时三年查阅资料，两赴新疆考察，走访了数十位张将军当年的老同事、老部下、亲属、友人，编著成《无衔将军张仲瀚》一书，39.7万字，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8月出版。我最早是从读这本书开始，认识并崇敬张仲瀚将军的。但总的看，河北知道张仲瀚的人不多，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宣传。比如，将既是“燕赵骄子”又是“天山之子”的张仲瀚将军作为加强河北与新疆、与兵团联系的纽带，纳入河北援疆工作范畴，丰富援疆工作内容，建议由我省出资，以河北省委、省政府名义，在我省对口援建的铁门关市，建立张仲瀚纪念馆并为将军竖立雕像。又如，省历史博物馆现当代史部分，为张仲瀚将军开设专栏，搜集展陈有关他的文物，介绍他的事迹。沧州市和沧县、献县亦当如此。再如，在张仲瀚同志的家乡沧县、组建第一支抗日武装的保定博野县建立张仲瀚纪念馆并为将军竖立雕像，在河间县齐会战役纪念馆、灵寿陈庄战斗纪念馆丰富对张仲瀚的情况介绍。再如，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和省教育厅在编写河北现当代革命史和杰出人物传记时，应当把张仲瀚收入其中，介绍他的生平事迹。沧州市和沧县、献县、博野、深州等相关县市应当将张仲瀚编入乡土教材。再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等部门牵头组织，拍摄电影、电视剧，讲述张仲瀚将军在河北出生成长、组建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传奇故事，并在河北电视台播放讲述张仲瀚在新疆屯垦戍边革命历程的剧情电影《天山之子张仲瀚》，等等。总之，新时代的河北人，应当从这位在燕赵大地出生成长、在大美新疆达到事业巅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燕赵骄子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奋力推进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在以中国式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谱写绚丽多彩的河北篇章。

参考文献：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魂系天山一一缅怀张仲瀚同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2.丰 收著《镇边将军张仲瀚》，作家出版社2005年9月版。

3.娄锡文编著《无衔将军张仲瀚》，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

4.陈柯钧、谭征、陈虹著《张仲瀚传奇》（上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9月版。

5.穆 欣著《王震的三次长征》，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6.程雪莉著《寻找平山团》，作家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

7.王 哲著《军垦之魂张仲瀚》（上、中、下）三卷，华夏出版社2018年8月版。

（作者：李清怀，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专职副主任。感谢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胡振江、《无衔将军张仲瀚》编著者娄锡文、《军垦之魂张仲瀚》作者王哲、省纪委省监委邸彦芳、董丽君、献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彭凤华等同志给予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