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对革命中的“急性病”

急性病，又称急躁病、急切病等，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性子毛躁，做事没有章法，急功近利，骨子里透着一股不安分的“莽劲儿”。在中国革命历史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急性病，这是因“左”的错误而犯的“病”，常与冒险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反对‘左’的急性病”，“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并在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治疗急性病的施治方案。

一、急性病的“病症”

在中国革命不同的历史阶段，急性病表现出不同的“病症”。一是“左”倾冒险错误的“立三路线”，表现为不顾实际的“城市中心论”，他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中国革命的形势，认为全国已具备“直接革命形势”，便急躁且轻易发动武装暴动，希望以一省数省的发动，尤其是通过中心城市暴动，获得革命最终胜利。毛泽东反对这种不顾客观实际的做法，他说：“在准备城市武装起义工作中，应该反对急躁病，反对轻率地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在没有城外我军配合条件下，单独地或者过早地发动起义。必须要有长时间和极端复杂忍耐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与急躁的工作所能济事。”这种“左”倾路线实际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主观上急于超越民主革命，由此，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采取了操之过急的行动。

二是反“围剿”中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主要表现为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以王明、博古等人为代表的新的更为强烈的“左”倾教条主义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推行“进攻路线”，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以反“围剿”中的战略退却问题为例，一些同志反对战略退却，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们认为退却会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破坛坛罐罐”），是“江西罗明路线”，指责这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实际上这种冒险主义犯了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在敌强我弱、形势不明的情况下仍不肯退却，仓促应战，表面上看似力争主动，实际上是陷入了被动，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原则错误。

三是抗日战争中的“速胜论”。在经历了几次胜利后，一些人过分乐观，且轻易低估敌人实力，认为革命很快就会胜利。于是有人认为持久战方针不合时宜了，说“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他们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是犯了急性病的“速胜论”“速决论”。毛泽东反对速胜论，认为中国抗战必是一场持久战，“因为反对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他进一步指出速胜论的观点对革命危害极大，“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

四是命令主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一些干部以简单命令的形式开展工作，超过群众的认识水平，导致群众对政策不理解不支持，这是犯了急性病的表现。针对这种急性病，毛泽东认为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情况，了解实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这样做才能避免患急性病的命令主义。

二、急性病的“病因”

一切病症的发作都有其缘由，包括肝风内动、外邪侵袭等，找准内外因是治疗疾病的关键一步。那么，急性病的“病因”是什么呢？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急性病各有其缘由，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

一是革命失败后激烈情绪的反映，这是引发急性病发作的现实因素。毛泽东指出，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主观力量被削弱了，一些同志出现了悲观的念头，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极端的思维，那便是“左”倾情绪，“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是一种对抗、报复的情绪，在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内，这种“左”倾情绪深刻影响了党内决策。

二是受到其他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影响，这是诱发急性病发作的党外因素。毛泽东指出，“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还是指出，“立三路线”等“左”倾路线的产生有其社会根源，主要源自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中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

三是部分革命者目光狭隘，缺少大局观，这是影响急性病发生的个人因素。一些党内干部在认识上不深刻，方法上不全面，只关心局部利益，一味追求短期利益，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第五次反“围剿”中，患急性病者就是没有从全局出发正确把握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只讲进攻，不讲防御，不敢诱敌深入，不愿放弃土地，全然不顾局部形势和整体形势，结果导致丧失整个根据地，造成反“围剿”失败。这是目光短浅的“近视”行为。

四是违背客观规律，脱离实际、主观盲动，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这是影响急性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指出，“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忽视客观条件，主观盲动开展不切实际的行动，或是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盲目执行，是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导致陷入急性病的根本因素。

三、急性病的“施治”

毛泽东认为，得了“病”也并不可怕，关键在能“治”和“救”上，也就是“治病救人”，“有病不要性急，越级越坏，安心治疗，是为上策”。那么，当如何治疗急性病呢？

首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治疗急性病的根本保证。在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的深刻剖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总结了革命中存在的急性病，这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与把握。他认为中国革命存在的这些“病症”根本就在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现理论与实际分离，造成或“左”或右的问题。因此，治疗这些“病症”的关键“药方”就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中国革命要取得完全胜利，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他始终坚持这一根本立场，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必须坚持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其次，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治疗急性病的关键方法。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他曾多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并深刻地指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治疗急性病的根本保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这一结合的重要方法便是调查研究，即“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离开了调查研究，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也就会造成出现一些不顾实际、主观盲动的急性病。因此，调查研究便是治疗革命急性病关键方法，所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调查研究这一科学方法来找准“病因”，明确“病症”，对症施治，解决革命中的急性病问题。

再次，坚持紧密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这是治疗急性病的工作路线。毛泽东认为，在工作中，无论是命令主义的急性病，还是尾巴主义的慢性病，都是因为对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脱离群众，工作简单粗暴，这种官僚主义做派归根到底是没有树牢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没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具有伟大的创造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和宗旨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治疗急性病，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真正将群众放在首位，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甘做群众的“小学生”。

最后，赓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红色传统，这是保持健康的优良作风。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革命也不是一天就能胜利的，1938年毛泽东对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寄语毕业学生要保持不急一时的心态和永久奋斗的决心：“同学们毕业后，要更努力地工作。一方面不要偷懒，这个机会主义的倾向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急性病，那种一天就要胜利的心理也要铲除。”毛泽东指出，永久奋斗是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并称这是模范青年最主要的特征。防患和治疗急性病，就要发扬我们党永久奋斗的光荣传统，这是保持我们党肌体健康，保持纯洁性与先进性的优良作风。

（作者：曲祯朋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