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刚：一本小册子牵动我深深的思念

工作岗位调整后，闲暇时间便多了起来，我开始慢慢整理书房里杂乱无章的藏书。今天翻出一本小册子，是1963年11月中共昭乌达盟组织部、宣传部辑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本色--梁万升同志的模范事迹》。梁万升是我的大伯父，按老家习惯称呼，我称他为大爷。再次翻阅这本小册子，引发了我对大爷深深地思念，也生发出许多感慨和思考。

我大爷梁万升，1908年1月出生于泊头市富镇楼子铺村。他13岁开始务农经商。1943年被群众选为村长，曾多次掩护群众免遭日本侵略者迫害。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正式参加革命工作，11月随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徒步北上到达内蒙古林西县，历任林西县一区、五区建国联合会部长，区委组织委员，城关区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昭乌达盟监委副主任等职务。1955年，组织安排他在北京干部学院学习。结业后，调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由于担心自己文化程度低，身体健康状况不好，怕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他反复向上级提出申请，不再担任自治区党委领导职务，回基层工作。经组织批准，1957年任林西县委第二书记兼官地公社党委书记。经本人再次申请，组织批准，1960年任新兴苗圃党支部书记。1967年12月，林西县革委会成立，任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重新恢复中共林西县委，任县委常委。1975年，本人再次申请，继续回到新兴苗圃任党支部书记。1978年离休，1982年1月10日逝世。

1963年9月21日、1964年3月11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介绍梁万升同志模范事迹的长篇报道和评论。

1963年6月29日，《昭乌达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实践》杂志第九期分别刊载梁万升同志模范事迹。并刊发社论《学习梁万升同志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1963年10月25日，中共昭乌达盟委员会作出《关于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梁万升同志模范事迹的决定》，并专门编辑印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本色-梁万升同志的模范事迹》一书，中共昭乌达盟直属机关委员会和各县、旗组织翻印了此书。之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发出在全区学习梁万升同志模范事迹的号召。

手中这本小册子，共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中共昭乌达盟委员会关于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梁万升同志模范事迹的决定》，提出“盟委决定，从现在开始，在全盟各级机关、厂矿、企事业、学校的广大党员、干部中，立即掀起一个学习梁万升同志模范事迹的学习活动;”“学习梁万升同志的毫不利己、一心为党的共产主义的高贵品质;”“学习梁万升同志的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优良作风;”“学习梁万升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期不脱离体力劳动，真正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置身于群众之中的劳动人民的本色;”“学习梁万升同志对革命和对革命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二是昭乌达盟报评论《学习梁万升同志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三是长篇报道《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本色--记中共林西县委委员、苗圃党支部书记梁万升同志》，在其中《不图名位，一心为党》一节中提到:“梁万升同志参加革命二十年来，一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怎么做对党对人民有利，就怎么做一这是梁万升同志平时说话、办事的最高准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岗位上，他都是如此。在抗日时期，他舍生忘死，带领群众在敌人的堡垒群和交通沟的严密封锁下，坚持地下斗争。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他毅然决然离开家乡故土，撇下妻子儿女，从关里跑到关外，为建立革命政权，历尽艰难困苦。从土地改革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凭着自己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心，在自己做过的工作中，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劳动是根本勤俭办事业》一节中提到“梁万升同志来到苗圃的四年中，象一位老班长一样，天天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凡是去苗圃访问的人，白天在办公室很难找见他。他不是在林地，就是在田间同工人们一起干活，不认识的人，根本分不清他们谁是工人谁是书记。一九六〇年，他劳动了一百七十一天;一九六一年，一百七十四天:一九六二年，外出开会多了一些，劳动了一百三十七天。今年到十月底，已经劳动了一百六十六天半。”“梁万升同志深深知道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他常向干部们说:‘锄头不磨要生锈，人不劳动会变质。不劳动，就有犯错误的危险!’”在《一笔难处理的款》一节中讲到:“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官地公社的会计，有一笔六百多元的存款不好处理。按照规定手续，只好上交县财政局。县财政局接到这笔款，也是无计可施，只好请示县委。还是县委作了决定，叫财政局把这笔款亲自送还梁万升同志。原来梁万升同志自一九五七年到官地乡当党总支书记之后，主动提出领取原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会计无奈，只好把这笔钱替他存入银行。一九五九年梁万升同志调苗圃工作，会计取出这笔钱送给他，他说什么也不收。县委鉴于梁万升同志家庭人口多,病人多，生活困难，所以责成财政局把款送还梁万升同志。这次因为是县委的决定，梁万升同志只好收下，作为全家的医药费开支。但是这时他就正式向县财政局提出:从今以后只领原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其余部分上缴国库。梁万升同志说:‘组织上照顾我的身体，批准我到基层工作，担子减轻了，如果我每月还领一百三十多元钱的工资，同别人相差太悬殊，这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当前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领这么多钱，不但给国家增加开支，也给自己造成浪费。再说，现在群众的生活水平都不太高，我已经不低了，再高就比群众特殊啦!’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梁万升同志从自己的工资中为国家节约了一千七百多元钱。为了尽可能地多给国家节省开支，梁万升同志连看病也是自己掏钱，不用公费医疗。他说:‘咱们国家大，人口多，给国家节省一角是一角，省一分是一分，积少成多，就能解决大问题。’个别人在背后议论，说他是土包子，不会花钱。他说:‘若说这样做是土包子。我甘愿当一辈子土包子。’钱多也罢，钱少也罢，终究还可以用数目字来估量的，但是梁万升同志毫不利己，一心为党为人民的高贵品质，却是不能用任何数目来估量的。”在《眼睛看着群众脑子想着过去》一节中，提到“梁万升同志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生活上始终保持着党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这不仅使他在战争的年代里、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而且使他在和平的日子里，担负着重要领导职务的条件下，一尘不染，抵制住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住了无产阶级纯洁的品质。他的穿着异常俭朴，从没穿过呢子和料子衣服，最好的要算那套穿了五年之久的斜纹布制服了，每逢外出开会，他就把它套在身上，做为‘礼服’。在他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曾经有人劝他做套料子服，说是‘当书记总得有个书记的样子呀!’梁万升同志怎么回答?他说:‘穿身料子服，不要说下地劳动不方便，就连老乡的土炕也不敢坐了，那还不脱离群众!’他下乡工作和到县开会，从不骑马、坐车，常常背着行李步行。有时候别人把马已经备好了请他骑，他也不骑。他说:‘干部一出门就离地三尺，怎么能和群众接近!’他到县里开会，不在县委吃饭，要碗开水吃自己带的干粮。他在官地公社和社员一起挖渠筑坝时，大家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中午吃饭时，便安排他到群众家里去吃，但是他不去。在一辆大车底下和群众一起拿出自己带来的炒面，用水和了就吃。他见社员们吃的都是去了皮的苞米干粮，笑着对他们说:‘你们看我的炒面，是连苞米皮一起炒的，出的炒面多，又香又好吃。’说着就让大家来尝。梁万升同志出门到大城市又是怎样的呢?他同别人一起去呼和浩特开会路过北京，人家都上有名的饭馆吃饭，他却专找小吃铺，吃窝窝头就虾米皮;人家都去逛王府井、大栅栏，买点时兴商品，他却专找估衣行、委托店买点旧衣物，准备回来给孩子翻改”。在《以革命精神教育子女》一节中讲到:“共产党人不但要看到今天，还要看到明天;不但要自己其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还要把这个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后人继续加以完成。因此，梁万升同志时常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把自己的子女后代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这个问题上，梁万升同志得出的答案是，不留财产，留传统。他说:‘我们是搞共产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我不给子女留什么财产，重要的是给他们留下一些革命的传统，让他们接替我，继续闹革命。’梁万升同志有三个儿子，用他的话来说都是‘解放牌’的小青年，他们没有受过苦，不懂得旧社会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滋味，因此，生活上一遇到某些困难，就有些受不了。梁万升同志对此很不放心。他想:如果孩子们不懂得人民群众的疾苦，往后会怎样呢?能够把老一辈的事业承担起来吗?于是，他下决心，不对子女娇生惯养，首先让他们参加劳动，经得起艰苦。他的大儿子金中高小刚毕业就参加了农业生产，三儿子金山去年初中没毕业也扛起锄头下了地，二儿子金贤今年夏天高中毕业，在父亲的劝导下没有报考大学，参加了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进梁万升同志的家，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俭朴。地上摆着几只装火柴和肥皂的木头箱子，箱子上放着一只马蹄表，墙上挂着一张最新世界大地图和一个有线广播喇叭。除此而外，再无其他摆设。这些，给他的那句‘不留财产，留传统’的话，作了真实的见证”。

小册子中夹有一张1964年3月11日的《内蒙古日报》，日报头版和第三版刊登了两篇长篇通讯《梁万升在新兴苗圃》《我和梁万升同志相处的日子》。报纸还在头版配发了评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本色》，评论指出:“梁万升参加革命二十多年，他总是根据党和国家的需要，主动地、积极地到基层、到群众中、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工作。他从内蒙古领导机关来到了林西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后来调到官地乡担任党委书记，1960年又改任新兴苗圃党支部书记。职位越来越低。可是他却干得津津有味，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越做越好，越干越起劲。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始终如一，担子拣重的挑，活拣重的干，尽量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为国家为人民做的多，而向国家和人民索取的少。在有的人眼里，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梁万升这种作法，是一切剥削阶级所绝对办不到的。旧社会的统治阶级从他们的阶级本能出发，无论他们嘴巴说得多么甜，也掩盖不住他们一心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阶级本质。就变动工作职务来说吧，他们认为这正是攸关个人名利地位、荣辱得失的大问题。在他们眼里，提高职位，就是个人的升迁、亨通;下去做一般工作，则是个人的倒楣、冲丧。因此，他们只能‘升’，不能‘降’;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大’，不能‘小’:只能为官，不能为民。这是他们的人生观和阶级地位所决定了的。同剥削阶级反动统治者根本对立，我们的革命干部是无产阶级战士，是人民最忠实的勤务员，不仅不是欺压人民的工具，而且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只要是人民所需要的，我们就应当全心全意地去做。梁万升同志说得好:‘革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这句话真是掷地作金石声。在这句话里，洋溢着多么鲜明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自豪感，表达了多么强烈的为人民群众服务到底的坚定意志。有了这种革命品质和革命意志，只要革命需要，他既可以做这个工作，也可以做那个工作:既可以在领导机关工作，也可以到基层工作:既可以担任比较负责的职务，也可以做一般工作;既可以脱离生产岗位担任干部，又能够回到生产岗位从事劳动:既可以做自己比较熟悉的工作，又勇于做自己完全生疏的工作，等等。总之，一切都以革命的具体需要为准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干这干那、上来下去、能大能小、出出进进，是常有的事，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在过去艰苦的革命斗争年代里，革命前辈们扛着背包，依靠两条腿，说走就走，说干啥就干啥，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的，他们就尽最大努力做好党和人民托付的工作，从来不怕困难，不讲价钱，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遇有困难，不是单纯依赖国家，当‘伸手派’，而是挽起袖子，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自己解决，勤勤恳恳地做，踏踏实实地干。梁万升就是这样的同志。他一来到新兴苗圃，就立即动手改变水害为水利，四年没有花钱买过一件小农具，没有请人修过农具，而是自己动手修造，自制了很多合手的农具，高度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革命精神。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都应当深深懂得，让干部干这干那、上来下去，特别是到基层、到群众中、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经受各种锻炼，边学边干，增长才干，这是培养和造就干部的一种好的途径，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干部都应当正确看待和处理自己同革命的关系，不是对革命工作挑肥拣瘦，而是让革命工作的需要来选择自己，一方面，要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干这干那，上来下去，特别是下到基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当革命需要自己在一个时期内稳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又能安下心来，尽力做好工作。不论哪种情况，作为革命干部就应当做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象梁万升那样全力以赴。这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革命本色”。

我和大爷直接接触的时间并不长，小时候，记得村子里生产队的许多马匹是大爷帮助购、运回来的，听当时去购、运马匹的人讲，在内蒙古火车站，悬挂着雷锋和我大爷的巨幅照片，并有“全国学习雷锋、内蒙学梁万升”的标语。1991年，我在泊头市教育局工作时，曾与泊头市委宣传部长共同接待了内蒙古日报一位来泊头市探亲的韩姓资深记者。当得知我是梁万升的侄子时，这位70多岁老记者竟然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嚎啕大哭，连连说:“梁万升是我亲见过的真正的英雄模范，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泊头人的骄傲!”印象最深的，则是他上世纪70年代回老家探亲，在我们家中住的那十几天。那时我还在读初中。他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就到生产队报到，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同村居住的一位县级领导请大爷吃饭，我陪他同去，到那里后，大爷见满桌丰盛酒菜，当即变了脸，扭头便走，直到人家把鱼肉烟酒撤掉，只保留几个家常菜，他才入桌，当时几位村干部也在场，气氛很有些尴尬。1980年我通过高考，考上大学，大爷听到消息很高兴，给我寄来15元钱。后来家里人告诉我，给子、侄寄钱，这是大爷一生中仅有的一次。

大爷共有兄弟姐妹七人，子侄辈有几十人，但他没有利用权力和关系，为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说情办过私事。当年，大爷准备向灾区捐款时，曾给老家写信，询问家里经济状况、是否有困难。我父亲命我回信，讲家中一切都好，不用钱，支持大爷把钱捐给灾区，救济困难群众。而当时我们家非常贫穷，我读高中时，还买不起衬衣、袜子和雨衣，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我当时确实难以理解大爷和父亲的行为。我父亲梁万祥，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为了照顾我的爷爷、奶奶以及随军北上的大伯父、二伯父的家人，毅然从区里回到村子里担任村干部，几十年为农村发展稳定呕心沥血，一生耿介刚直，艰苦朴素。不贪占村里一分钱，而当集体建房有困难时，却自愿献出家里的树木和檩条;自己省吃俭用，却时常接济困难乡邻:不再担任村干部了，却仍时常拄着拐杖去调解邻里纠纷。直到多年以后，当我在党旗下举手宣誓时，我才真正理解了他们，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与普通人不一样的群体!

我内心对大爷、父亲充满敬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及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的作风，都需要我终生学习、效仿。他们应该称得上是高尚、纯粹、脱离了低级趣味和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也清楚，我的亲戚中有些人对我大爷也是有抱怨和意见的。认为他脾气暴躁、不给人留情面，为此得罪了不少人;说他对亲人晚辈关心帮助不够，不应该剥夺子女上学、在部队提干的权利。工资既然拿去帮助贫困群众，也应该注意帮助一下穷亲戚。的确，一些亲戚当年生活极其贫困，以至于终生没能娶妻生子，至今生活状况也不好。我不了解当年大爷实际的工作、生活状态，无资格乱加评论。我相信，完美人格是人生的理想，希望亲人晚辈幸福也是每个人的愿望。只是不同的人、不同境遇、不同的理想信念，对这“完美”“幸福”的理解可能不同。大爷之所以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楷模，他的理想、信念、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一定会与常人有不同之处。

(作者:梁振刚，河北泊头人，现任沧州市第十一届政协副主席，沧州市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