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走来的石门情报站和石门中心情报站

抗日战争时期，石家庄广大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全面的对敌斗争。除公开斗争外，还有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其中有两个地下党组织对日斗争坚持时间长，组织严密，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出色完成了任务，为石家庄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他们分别是晋察冀边区社会部的石门情报站和晋察冀第四军分区的石门中心情报站。

在石家庄解放时，两个情报组织人员又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刚解放的石家庄，共同参与了新生人民政权建设和石家庄市公安局的初创，为保卫石家庄、建设石家庄继续奋斗。

 一、晋察冀边区社会部“石门情报站”

“石门情报站”隶属中共晋察冀边区社会部，自1942年秋正式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移交冀察晋四地委，历时三年多。主要任务是收集石门市及周边县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情报。三年多里，在王应慈（历任张家口市公安局情报科科长，石家庄市公安局侦察科长、副局长、局长）的直接领导和亲自组织下，该站情报组织迅速扩大，人员不断发展，由原来的五六人发展到130余人，情报小组发展到30余个。他们活跃在石门市及周围各县，为我党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根据地反“扫荡”并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石门情报站的建立背景

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回师华北，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反扑报复，实行残酷的“扫荡”杀戮。日寇将华北重镇石门市作为向根据地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直接对冀中、太行和冀晋等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对此，晋察冀社会部和公安总局高度重视。为能及时掌握日寇活动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抗日工作，1942年春，社会部和公安总局派纪贤深入石门地区开辟情报工作。在四地委所属的灵寿、正定等县党委及公安机关的协助下，一面了解搜集石门市敌人的活动情报，一面在敌占区物色和发展情侦人员，开展工作(此时，还未明确设立“石门情报站”)。

这时的情报人员有朱力、马春桥、许新华、魏焕文、魏焕彩(魏光）、李义等。不久，边区公安总局改名为晋察冀边区公安管理处，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兼任公安管理处处长。

2.石门情报站建立

1942年秋，根据工作需要，纪贤被调回边区，晋察冀边区社会部改派王应慈来石门接替纪贤工作，负责扩大石家庄情报组织。王应慈到任后，在纪贤的陪同下尽快熟悉斗争环境，接收了部分纪贤发展的情侦人员。纪贤走后，王应慈紧紧依靠正定、灵寿等县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情报侦察工作，发展情报人员，同时积极筹备建立情报站。在他的奔走下，几经选择，确定以正定县东柏棠村魏光家为中心联络点，并正式建立了石门情报站。随后又建立了情报站与社会部联系的点和线，使情报工作较活跃地开展起来。

魏光的家，地理位置较好，距正定火车站较近，村里外出做工、做小买卖的人多，人员流动大，便于我交通员进出活动。魏光家居住在村口，院子前后都通向村子街道。为了工作安全，魏光兄弟二人还在睡觉的炕席底下挖了一条通往村外野地的秘密地道。

魏光家作为多年的养蜂户，春秋之季外出放蜂，平时需要经常外出卖蜂蜜，买蜂巢、白糖等，便于掩护交通员来往和情报传递。其母翟岭歌因为家里多人被日本鬼子杀害，对日寇有血海深仇，很是积极参与掩护情报工作。因此，王应慈就将情报站的中心联络点设在这里。

当时石门情报站的专职人员只有王应慈、电台报务员马光荣和晋察冀第四军分区情报参谋梁计民。因石门情报战和石门中心情报站两站活动范围重叠，为及时交流情报，避免重复收集情报，并快速向上汇报，梁计民穿梭于两个情报站之间。情报站下属6个小组成员，各自以职业为掩护，开展情报搜集工作。

因处于日寇无线电侦测搜索之下，又缺乏电源，情报站的电台无法正常使用，报务员马光荣在情报站约一年时间即返回边区社会部，电台也撤回，情报传递主要依靠交通员沿线联络点传送。

3.石门情报站的主要工作和贡献

围绕搜集敌人战略情报这一中心任务，石门情报站集中力量采取派遣、打入、利用、瓦解等方法，向石门市这个战略据点敌人的军政机关、兵营、铁路等要害部门渗透。情报搜集范围南至邢台，北至保定，东至德州，西到太原的铁路交通干线。

（1）获取敌人的军运情报。石门情报站分布在铁路系统的情侦人员，除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石门市外，为确保搜集情报的准确和广泛，向长辛店、太原也派了情侦人员。如许言午就是派往长辛店车站的情侦人员。他先当调度后当站长，为掌握敌人的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情况创造了有力条件。情侦人员邵喜俊、陈景瑞等人曾几次把日伪军调动的情报准确及时地送出。

魏光小组的情侦人员马志五利用在石门市日本建设总署做晒图洗图工作的机会，搞到了“飞机场”“石津运河”“石门市政建设”“三个日本兵营”等的分布图纸资料，得到社会部部长许建国的表扬。

魏光小组的另一情侦人员张黑丑，在正定火车站工作。一次把日伪军在该站上车的人数、装备、运送方向和到站情况，及时报告给情报站，站长王应慈立即将情况上报社会部。这一情报在灵寿陈庄歼灭战中起了较大作用。

（2）搜集日本经济侵略情报。情报站发现正定县城内有一个直接受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领导的日本人——井上久男，其开办的“正定商行”，企图通过与边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搜集我方的经济情报，还以边区政府名义，出版名为《建设》的刊物，刊载了许多迷惑人心的资讯，使不少人上当受骗。为打击日本的经济侵略，情报站派马世仁小组成员打入这个商行，每期《建设》刊物一出刊，就被很快送到情报站，转送边区，引起边区领导的极大重视。

（3）利用瓦解敌人。王应慈通过边区政府参议员张文山，与正定县城的范寿堂取得联系，要求他做驻正定的伪治安军团长刘华南的工作。范寿堂为清朝末年袁世凯办新军时军官，反袁世凯时，曾任江西水师提督，与李大钊等相识，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在正定有一定影响力。刘华南在范寿堂的影响下，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王应慈曾两次进城与范寿堂、刘华南接触做工作，刘华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保证不侵犯根据地，并将日本人的重要会议、军事计划等情报，由范寿堂转交给情报站。

（4）营救掩护干部，获取有战略价值的情报。李尚志小组不仅为我党搞了很多情报，而且营救过许多革命同志，掩护过很多干部。王应慈曾多次从魏光家化好妆后，被李尚志接到正定城里自己家中，进行秘密工作。小组成员张景熙（又名张景然）先打入正定伪警察所，后根据王应慈指示，设法靠近同学日本警察局特务系主任赵子云，调到特务系，以掌握更多情报，同时利用工作之便掩护和营救我方被捕干部。他曾把正定警察局颁发良民证的钢印模子和几百张良民证原件搞出来，交给情报站，转送到边区。

1943年，张景熙利用赵子云任保定伪河北省剿共委员会调查室主任的关系，打入到该委员会情报科担任主任科员、情报股长，后又兼任“感化院”训育主任。一次工作中，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有蒋介石1939年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文件，此件卷首打着“绝密”字样，他便立即向王应慈汇报。王应慈迅速上报，许建国得知后作出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搞到这个原件，不要抄件，如果搞到这个文件，我们撤退都值得。”于是张景熙利用工作之便将此文件搞到手，转送到边区社会部。

事后，许建国十分满意地说：“这是万两黄金也难买到的，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对此，党中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4.石门情报站的撤销

1944年12月时，正定县党委掌握内线关系的人，不慎将内线关系名单丢失，这一致命疏漏，导致潜伏人员面临巨大危险。为及时止损，保护同志的生命安全，党组织命令所有潜伏敌人内部人员立即撤出。正定县地下党组织受到重大损失，石门情报站也失去了主要精干的潜伏小组。张景熙、靳英、刘健（张景熙爱人）等人撤到边区找到王应慈，谢普生科长安排张到阜平史家寨学习。这时组织决定让张景熙利用靳英姑父王忠是唐山伪军团长的关系进行派遣，并将他们介绍给唐山地下党组织。

张景熙和靳英两人利用此关系打入唐山伪军中，张景熙任上尉军官，靳英为少尉军官，准备按上级指示相机策反这支队伍。没成想正定的伪军调防至唐山，有人认出张景熙，张景熙和靳英被捕入狱，后经营救，张景熙被放出来继续任职。过了一段时间，靳英也被释放。二人继续策反未果暴露，在唐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撤出，辗转来到张家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按上级指示，王应慈将情侦关系交予冀察晋四地委，去接受新的任务，石门情报站就此撤销。

与此同时，魏光关系转到正定县委城工部，打入国民党正定县党部，因身份暴露撤出，遂前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

9月底，王应慈到张家口市公安局第四科（情报科）任科长，根据形势需要，带领原“石门情报站”部分主要骨干力量，建立隐蔽据点和情报网络，开展情报工作。安排张景熙和刘健夫妇，在市内开了一个骡马大车店，张任总经理，刘健任交通员。李尚志和魏光在怡安街经营一个饭店，李任经理，魏任副经理。靳仲秀（即靳英）家里是四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1946年10月，由于傅作义匪军的进犯，张家口市公安人员部分撤回革命老区阜平。1947年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在阜平水泉村开办县级以上干部培训班，魏光、靳英、崔璐和刘际堂等人是该班学员。

5.原石门情报站站长和骨干人员情况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在社会部部长许建国的指挥下，王应慈、张季良和高杰带领魏光、靳英、张平（张福顺）、高继谟等人所在的两个培训班的学员，参与接管伪警察局和建立石家庄市公安局机构。

在王应慈领导侦察科期间，整合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侦察队伍，指挥侦破多起国民党特务组织案件，斩断妄图伸向我党中央的魔爪，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毛主席，保卫了新生人民政权。

石家庄解放后，王应慈先后任市公安局侦察科科长、副局长兼侦察科科长、市公安局局长，1949年10月调任归绥（呼和浩特）后，魏光、靳英继续在市公安局。1953年7月，时任市公安局二科科长的魏光调往中央公安部，后调上海市公安局工作；靳英在侦察科先后任侦察员、股长、副科长、科长，1954年任市公安局政保科（原侦察科）科长，1957年任市公安局政保处处长，后调往晋州市任农电局局长。

李尚志，1946年10月因傅匪进犯，从张家口撤出后，随部队做清理工作。天津市解放后，先后任天津市公安局六处副科长、公安局合作社经理、天津市第八区合作社主任。1963年任天津市红桥区蔬菜副食品公司副经理。“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69年逝世，终年55岁。

1946年10月，张家口市公安局撤出后，张景熙根据王应慈的安排，在市郊外面继续从事隐蔽工作，直到1947年上半年，和爱人刘健一起到阜平参加培训班学习，张景熙中途插班进入晋察冀行政干校七班（俗称公安七班），刘健进入八班（财会班）。学习结束张景熙到山西平定做土改工作，1948年上半年回到社会部。

二、晋察冀第四军分区石门中心情报站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投入抗击日寇侵略。1940年晋察冀第四军分区(以下简称四分区)司令部为开辟敌战区石门市(石家庄市)的抗日斗争，先后成立“前方武工队”，“石门密侦队”，深入敌战区展开对日武装侦察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进一步获悉，日本侵略者把石门市作为其华北驻屯军的军队物资、军火装备的重要集散地，苦心经营并成为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的大本营。鉴于上述情况，四分区司令部实时调整了斗争策略，建立石门情报站，以搜集军事情报为主，及时掌控石门日军动态，随时上报，为我军反击日军蚕食解放区，开展反扫荡，打击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提供情报支持。

后随着斗争的深入，为加强对日石门市驻军深层次情报的获取，掌握对石门市军队的调动情况，军事物资装备运输发送情况，要求石门情报站以石门市为中心开展工作，为司令部提供准确的日军动向情报，以便我边区军民开展反扫荡，有效打击日军的进犯，从而消灭日军有生力量，进而我情报站又称石门中心情报站(以下简称情报站)，并加强领导，先后安排吴建福，李锡林，李万、胡振家、焦许昌等同志担任站长开展工作。特别是在焦许昌站长的领导下，情报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石门市，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建立地下情报组织网络，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解放石家庄做出突出贡献。

1.抗日时期主要活动

①石门中心情报站的建立和发展

1940年,四分区司令部开始建立情侦工作，以侦察股人员为主，组成了司令部前方武工队一一内称石门情报站。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在原石门情报站的基础上，分区先后在平山县郭苏镇、灵寿县大东关、建屏县新寨建立了中心情报站，站长、副站长先后为李锡林、李万、胡振家、焦许昌、孟祥兆;工作人员有倪青云、梁计民、齐一才、胡振家、李风山、王文俊、焦许昌、赵文德、郝同、赵旬兰、孟祥兆、武建夫，姚德元、单跃芳、谷德全、朱优义、段子忠、张静卿、李吉海、武建文、郎朝、郝义德、范连俊等。

情报站下设获鹿情报站，站长先后为齐一才、胡振家、谭玉林、李文元;井陉情报站站长李万，平山情报站站长孟祥兆、武建夫;正定情报站站长赵文德;石门情报站站长焦许昌(中心情报站站长兼)。

②情报站的任务

情报站的主要任务，是针对石门市开展情报侦察工作，重点搜集驻石日军和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军事情报，侦察敌人部队番号、兵种、人数、驻地、武器装备、任务、军事设施和调防情况，以及政治和经济情报。其次就是发展地下情报人员和组织，建立情报网络，开展地下活动，长期埋伏，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打击和消灭敌人，配合我军解放城市。

2.抗日时期的工作

①发展人员组建情报网络，以正当职业掩护开展情报工作，建立地下党组织

为了开展石门市地下情侦工作，四分区先派遣梁计民(石门情报站专职人员，四分区情报参谋)、倪青云、郝同和焦许昌等潜入石门市，后又派邢剑云(情报站负责人之一)、潘树森(情报站负责人之一)、潘荣珍(臻)也打入石门市，分头行动，取得合法身份后，发展力量，开展工作。当时，焦许昌和潘荣珍隐蔽在铁路机务段;潘树森打入北支棉花株式会社打包厂当管库员;邢剑云打入敌伪石门市公署收发室。他们在市内有了职业后，在焦许昌领导下，建立了石门情报站地下党组织，党员有潘树森、邢剑云、潘荣珍。

工作一开始，他们首先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和同乡中，物色选择发展对象，经过审查考验后，发展为地下关系和骨干。他们先后发展了日本北支棉花打包厂警卫队的奚贵斌、许秀峰;火车站行李房的潘春来、侯臣子;日本满蒙毛织株式会社职员岳林;铁路机务段员工潘怀义;日伪柳辛庄警察所警长潘自修;西兵营飞机场炊事员聂贵珍、梁冬瑞、聂清长;敌伪市公署职员张云清，维新商行刘锦堂;在西花园开诊疗所的吴英明;还有和冀中七分区城工部失掉联系的潘树精，以及潘留保、潘近贤、赵文生等。

到石家庄解放前夕，情报站人员已发展到40余人。一般是谁发展的，由谁单线领导，不发生横向关系，以免因一人被捕，整个组织遭到破坏。并在市内建立了四个情报联络点:一是吴英明诊疗所，二是王秀英住的北后街小厂子巷四号，三是刘锦堂的维新商行，四是姚栗村邢剑云家。

潘树森同时为石门地下工作组组长，下设 3 个小组开展工作，分别是邢剑云、潘树森和潘荣珍领导的小组。

先后担任交通员的有焦长路（焦许昌哥哥）、王大红、王大僧、张六妮、董喜花（董云霞）、王计东等人。由于日寇的残酷统治，实施保甲制并设置众多通向解放区的封锁壕沟哨卡，收集的情报需由交通员从石门市向根据地经 10余个联络点接力传递才能送达。

②结合实际调整任务，摸清日军动态

情报站建立后，随着工作逐步展开和人员不断增加，为缩小目标、避免损失，经四分区司令部研究，除掌握具体敌情动态外，将任务作了具体分工：一部分人员专门为解放区采购物资，保证供应；另一部分专门侦察敌军事情报；还有些同志专门负责政治情报的搜集和发动群众等工作。

如邢剑云和张云清在日伪公署传达室，专门搜集日伪机关、八个警察所、日本宪兵队等敌伪人员、武器等情报。在西兵营、飞机场当炊事员的聂桂珍、梁冬瑞和聂清长负责侦察敌人飞机场、西兵营的军事动态，了解部队人数、调动去向，飞机架数、型号、汽油存放数量。先后摸清了驻石日军3906部队、1858部队、1811部队、1822部队、1417部队等驻地、任务、长官姓名及日军在石周围修筑的封锁沟和铁蒺藜网防线、设立的13个碉堡和步兵哨卡。在市内以做小买卖为掩护的潘树精，主要搜集日军感化队、喇蛄队，以及日伪修械所、警察署等敌人的活动情况。获取的情报汇总上报四分区。

③开辟滹沱河畔交通站

1942 年底，根据四分区指示，焦许昌、潘树森与正定县第四区区长江平（解放后，曾任国家商业部运销处处长、山西省石油厂党委组织部部长等职）、第四区区委书记韦克烈（石家庄解放后，曾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监委副书记）经过周密计划、耐心争取，开辟了滹沱河畔笨笃庄（现新华区前进村）正定天主教苦修会神乐院，作为四分区对日寇开展斗争的交通站。

苦修会也成为情报站地下人员和交通员掩护的堡垒，我方在苦修会人员的公开身份为雇用劳工，院长李博岚责成田荣贵、大管家赵万祥和王喜伟修士专门负责我方的交通接待事宜。

交通站传递情报，掩护过往干部，购买药品、纸张、油墨，以及向解放区运送武器弹药等。那段时间，潘树森常驻交通站负责与市内及中心情报站的联络。在潘树森的政治工作影响下，赵万祥加入情报站，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赵素贞、儿子赵瑞林发展为我地下关系，并将自己家作为情报站的一个联络点。

④发现日军调动规律，获取重要情报，为反扫荡立功

我情侦人员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逐渐掌握了日军活动的规律。例如：每逢日军部队调离前夕，或组成步、骑、炮兵队伍游街示威，或在夜间集中留守人员在军营唱歌造势，以此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迷惑我情侦人员，掩盖部队调走、兵力空虚的秘密，但是这一秘密还是被我细心的情侦人员邢剑云所掌握。

1942 年，日军向我晋察冀军区发动秋季攻势做准备时，由铁路和公路从各地抽调大批兵力集结石家庄。邢剑云利用敌人的活动规律，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报告四分区。在那次反扫荡中，由于我方准备充分，给了敌人有力的痛击。

⑤传递情报梁计民不幸被捕，潘树森侥幸逃脱遭通缉

1943年初，组织决定潘树森返石门市内领导地下工作。他来市内后，通过在打包厂的同乡潘景全向日方举荐，到日寇北支棉花株式会社打包厂觅到一份职业，以管库员的身份安定下来，并以此作掩饰，领导开展对敌侦察工作。

1944年8月份，日寇1417部队和伪警察局特务科突然到打包厂抓捕潘树森扑空，继而又赶赴八家庄潘树森家去抓人。恰巧，这天潘树森去正定活动也没在家。其兄潘书田闻讯后，迅速赶赴正定潘树森回石必经路等候，万幸的是终于等到了他，并嘱咐他千万不要回家，日本人布置了很多人正在到处抓你，潘树森旋即到正定曲阳桥情报站向组织汇报。

日本宪兵队和特务科因没抓住潘树森，便将其父亲潘发修和打包厂两位同事--管库员吕文和、潘振声抓去，关押在警察局特务科进行刑讯逼供，残酷拷打，坐老虎凳、压杠子、灌辣椒水，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麟伤。因他们确实也不知潘树森的情况和去向，所以敌人一无所获。只得将潘父和两个同事一齐扣押起来，以诱捕潘树森上钩。

而后，组织上立即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营救，托人让华记烟草公司经理潘清长，通过伪警察局姚泽田“运动”(贿赂)了死心踏地的汉奸特务科长杜保田，但人仍未释放。后等到伪河北省保定公署调来石门市察警局李文华接替杜保田的职务，经吕文和爱人托门“运动”，潘父亲和吕文和、潘振声才出狱。

究其敌人抓捕潘树森的原因，事后才知道由于潘树森用北支棉花株式会社的美浓纸，书写的情报交给梁计民参谋，梁在正定被捕时，被敌人从身上搜获，梁坚决不供情报来源，日寇宪兵队和伪警察署采用技术侦查的手段，根据美浓纸出处和笔迹，认定了是潘树森所为，便迅速组织力量抓捕潘树森，因故未果，而后到处通缉。

1945年梁计民从被日寇关押的张家口市宣化区庞家堡镇龙烟铁矿，逃回四分区侦察股，证实了日寇要抓潘树森的这段缘由。

⑥抗战指示信，全面指导情报站工作

1944年5月，晋察冀第四军分区领导根据上级的指示，给战斗在敌区的情报站负责人潘树森，发去一封代号为“森”指示信，要求他们认真学习贯彻《中共抗战十大政策》,随信送去十大政策文件，让他们用十大政策的精神指导敌区地下斗争工作。

信里对他们在敌区工作有肯定、有点评，指示在今后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围绕中央十大政策开展，更加细心地去研究情况使所报情况前后一致有头有尾，能得到完整情况。信中指出“另外给你这本材料作为当前对时事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材料，因为时事的学习和研究是中共十大政策之一，你们在那方面耳闻眼见的都是敌人的忘谈胡扯，我们深深感觉到你们在时事问题上感到迷乱沉闷和苦恼，此即文件寄出的目的。”

潘树森遵照军分区指示，迅速分头传达战斗在敌区的情侦人员，让他们知道中央的精神，并要求按照“中央抗战十大政策”开展工作。抗战十大政策的贯彻使情报站人员对抗战的时局情况进一步了解，更加坚定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3. 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活动

①打入国民党军政特务机关，继续隐蔽斗争

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根据四分区指示，情报站所属地下工作人员又设法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与敌人展开秘密斗争。许秀峰潜入平汉线护路队，奚贵斌打入伪警察局侦缉队，刘德荣打入三军谍报队，梁风群、宋德书、宋俊杰被派往国民党 0760 部队，还有王喜子、朱贯英、支寿坛、韩永太、潘朝籍等人，在市内都找到相应职业作掩护。1946 年春，情报站将赵万祥、赵素贞、赵瑞林派往市内，从事敌三军部队的侦察工作。1947 年初，潘树森趁平汉铁路部门扩充之际打入平汉铁路宣传部，而工作比较活跃的是打入任福禄军统特务组织的潘树精等人。

当时任福禄经济条件拮据，潘树精为取得其信任，利用敌伪建筑材料，为他建造大气漂亮的宅院，因而得到任的 “赏识”，在敌人内部站稳脚跟。任福禄任命潘树精为行动副组长，潘树精又将我情侦人员潘树森、奚贵斌、潘留保、赵文生、潘哲伦等安插到任福禄特务组内，成为任的运用情报员。

任福禄任河北省绥靖公署第二处第三联络组少校组长后，潘树精成为其中尉通讯员，接着被派往北平（北京）接受特工训练，毕业后充当任的译电员和机要员。在此期间，他利用便利条件，多次为我方送出较有价值的情报。如通过他的情报，及时让我党老党员陈梅生（1928 年时任中共石门市委书记）、宋公玉（石家庄市解放初期任 6 区副区长、区长）等人转移，免遭敌人抓捕。

潘树森曾以国民党先遣军谍报队的名义，带领潘树精、赵文生等人，搞出滞留在石家庄的日本人西宗组的 4 支勃朗宁手枪和数辆自行车，送到解放区。

②为清风店战役提供情报

清风店战役前，潘树精通过国民党 32 师副师长的一个副官，了解到敌人要北上的消息，及时报告潘树森，潘树森迅速上报四分区司令部。

③配合石家庄解放

清风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驻石兵力空虚，处于我军包围之中。情报站接到四分区司令部指示，为解放石家庄做准备，要求尽快摸清市内敌人军事设施及火力配备情况。

情报站立即分头布置侦察任务，潘树森负责火车站及周围，潘荣珍、邢剑云负责市郊周围及飞机场。他们分别对外市沟的深宽、沟旁电网密度，环石铁路位置、火车及其他装甲车辆数量、运行间隔时间，以及构筑的碉堡、岗楼、制高点等情况做了全面侦察，整理后绘制成图，呈报四分区司令部，为我军解放石家庄提供了可靠资料。

1947 年 11 月，石家庄解放战役的关键时刻，火车站、大石桥的核心工事敌人凭借坚固工事疯狂反抗。为摸清敌情、减少伤亡，晋察冀野战军四纵侦察科科长贾宜三在我地下人员的带领下，直奔八家庄找潘树森。贾宜三是潘树森的老上级，知道他是 “活地图”。见到潘树森后，贾宜三要求其立即组织人员协助部队实地侦察，潘树森迅速带领情报站的几个人员，在部队掩护下，摸清了地形、敌人的设防和火力配备情况，有力配合部队对核心工事的进攻。最终，一举攻破敌人的指挥中心和最后堡垒，活捉国民党军第 32 师师长刘英等。

三、两个情报站的历史渊源

石门情报站和石门中心情报站是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日寇将石门建设成侵略华北根据地的战略基地，为反击日寇对我解放区的扫荡和 “蚕食”，在我党领导下，以石家庄本土青年为主，组成的两个对日斗争的情报组织。

根据情报工作要求，它们之间互不隶属，不发生横向联系。但晋察冀高层领导为避免工作重复、延误战机，保证军事情报及时上报，专门安排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司令部参谋梁计民作为石门情报站 3 名正式成员之一，在高度保密情况下负责两个情报站的情报沟通。据魏光回忆，王应慈指示，所获取的军事情报要及时报告梁计民，由他转呈晋察冀第四军分区提前作军事部署。

①石家庄解放，两个情报站人员汇聚到市公安局

石家庄解放后，石门中心情报站的使命完成。石门情报站以王应慈为首的骨干力量与焦许昌为首的石门中心情报站人员汇聚到石家庄市公安局，进入侦察科，成为市公安局的部分主要侦察力量，他们锄奸反特，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安全、重大会议安全及新生人民政权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②在市公安局王应慈领导下锄奸反特，保卫新生人民政权

1947 年 11 月 12 日石家庄解放时，焦许昌接到上级指示，带领情报站人员先期到石家庄市公安局侦察科帮助工作，在上级协调下，1948 年 1 月，以 6 纵 18 旅侦察连的建制集体转入市公安局，主要工作仍是在王应慈同志领导下开展侦察工作。为便于工作开展，在侦察科下建立张许昌（焦许昌曾用名）便衣队，成为当时侦察科的主要侦察力量之一。

在王应慈的领导下，为继续肃清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地下工作者潘树精继续潜伏在特务组织内工作。1948 年 10 月，协助市公安局破获特务小组，抓获一批特务。

为进一步摸清任福禄特务组织情况，副局长王应慈、科长李继真、肖德和潘树森研究决定，派潘树精趁机去保定。在保定期间，任福禄给潘树精 3 个华北剿总二处 “派司”（证件），潘树精趁机搜集保定驻军的情报。

1948 年 10 月，傅作义偷袭石家庄前夕，潘树精将敌人要偷袭石家庄的情报让刘锦堂带回石家庄市公安局。偷袭出发时，任福禄安排潘树精等人为向导，携带大量封条，计划到石家庄后查封大商号，借机发横财。偷袭失败后，他们撤回保定。没过几天，任福禄又安排潘树精回石侦察我军虚实。

1948 年 11 月 22 日，我军解放保定，任福禄已逃往北平。市公安局派潘树精、刘锦堂、潘近贤借机跟踪追击，到达保定后配合保定公安机关抓获特务两名，缴获电台两部。

1949 年 2 月，北平和平解放，市公安局又派潘树精深入北平继续与任福禄周旋，将特务组织情况报告给曾在石家庄市公安局侦察科任副科长，时任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侦察科科长的肖德，协助北平公安机关破获任福禄特务组织，缴获敌电台一部和一些枪支弹药。

赵万祥、赵素贞和赵瑞林一家因侦破披着宗教外衣的 “八・一三” 特务集团案件，被市公安局派驻正定潜伏做情侦工作，1957 年，全家被安置在市劳教所工作。

 ③两个情报站关系和贡献

 两个情报站建立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他们不辱使命，卓有成效地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我解放区粉碎日寇扫荡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还获取了深层次战略情报，成为我党高层研判抗日大局的参考依据。

两个情报站是坚持本土抗战，打入敌寇内部的两支劲旅，它们坚持斗争时间长，组织严密，成绩突出。虽互不隶属、不发生横向联系，但在上级领导掌控下，工作有机协调，专门选调四分区一名侦察参谋协调两个情报组织的工作关系，使它们相互配合、重点突出、互不冲突。

抗日时期，情报站人员忠诚于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情报侦察规定，并在情报站存续期间始终严格执行。正因如此，两个情报站未遭敌人破坏，没有一人背叛组织，为石家庄抗日和解放有效发挥了作用。

四、缅怀烈士浩气永存

实践证明，加入情侦组织就意味着没有了个人意愿，个人永远属于组织，只有牺牲后才属于自己，在组织中，只有为信仰不懈奋斗。有斗争就有流血牺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石门中心情报站除多名战士被捕和关押外，更有 4 名老战士先后英勇牺牲。

1. 刘吉全，1921 年出生，平山川坊村人。1940 年参加革命，1944 年 3 月被日军抓捕，英勇牺牲。时任四分区情报站组长。

2. 胡振家，1915 年出生，平山坡底村人，1938 年参加革命，曾任 4 分区石门中心情报站指导员、石门中心情报站下属获鹿、石门、正定情报站站长。抗战期间，在正定县一次执行任务中牺牲，后安葬于坡底村。

3. 李文元，1924 年生，平山县城关镇西街村人，1943 年 9 月入党，曾任四分区石门中心情报站警卫员、交通员，下属获鹿站站长。平山解放后，任县公安局公安战士。1948 年 9 月 13 日下午到石家庄市公安局办事时，遭敌机轰炸牺牲，被边区行政委员会追认为革命烈士。

4. 邢剑云，1899 年出生，石家庄市南高营村人，1940 年参加革命，后为石门中心情报站负责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党的情侦工作作出贡献。1947 年 11 月石家庄解放后，随情报站先到市公安局侦察科帮助工作，1948 年 1 月，情报站集体转业到市公安局侦察科，1948 年 9 月 13 日，市公安局遭敌机轰炸，其在轰炸中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025 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烽火岁月中，石家庄的抗日烽火从未熄灭，而石门情报站与石门中心情报站的隐蔽斗争，正是那场伟大斗争的生动缩影。从最初的艰难开拓，到为解放区反扫荡获取关键情报，再到解放战争时期为石家庄解放和新生人民政权建设立不朽功勋，两个情报站的英雄们用智慧、勇气和奉献，诠释了对党和民族的绝对忠诚。

在纪念这一伟大光辉的历史时刻，王应慈、焦许昌、张景熙、李尚志、靳英、邢剑云、潘树森、潘树精、刘吉全、胡振家、李文元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都应被历史永远铭记。与此同时，我们更要铭记那些隐姓埋名、潜伏暗战，一生是农民的情侦战士。

情报站的战士们并非生而英勇，只是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担当；他们并非没有家的情怀、不顾及亲人安危，只是在外敌当前的危难之时，将生命置之度外；他们并非身披铠甲，却用智慧与胆识，为了共产党的信仰勇往直前，向着胜利奋进。

时至今日，两个情报站所代表的隐蔽战线的抗战精神依然放射着光芒，它如同一座精神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要矢志不渝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让我们传承这份精神力量，将其融入血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续写新的篇章。

特别致谢石家庄档案馆、石家庄市图书馆、正定县档案馆、中共平山县委办公室档案史志管理股和石家庄铁路分局退休干部张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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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1.王金山，石家庄市公安局退休干部。

2.潘卫忠，石家庄市公安局退休干部。

2025 年 8 月

参考资料：

1. 石家庄党史资料第9辑《在特殊战线上——石家庄党的地下斗争史料之三（1937——1947）》。

2. 《石家庄党史资料——冀晋访问、回忆录第六卷（1937年至1947年）》原始资料。

3. 由石家庄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和中共正定县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办公室联合编写的《张景熙的情报生涯》原始资料。

4. 石家庄市档案馆相关公安史料。

5. 《张家口市公安史料》。

6. 《石家庄公安史料选编》。

7. 张景熙儿子张明华提供的父母相关资料。

8. 《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第一卷（1921——1949）》。

9. 《石家庄通史——近现代卷》。

10. 正定县档案馆资料。

11. 《石家庄地区公安史资料（1937-1993）》。

12. 原石门中心情报站老战士后代提供资料。

13. 《铁流激荡—正太铁路革命斗争史话》。

14. 《平山县县志》。

15. 《平山县英烈志》。

16. 平山县坡底村、川坊村村委会提供烈士资料。

17. 《正定县党组织在战争年代（1937-1947）》。

18. 《石家庄党史人物——第三集》。

19. 《河北省情侦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