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河北南下干部综述

干部南下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逐步向南推进，新开辟地区迅速扩大。1948年，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1949年，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长江天险，南京、上海、杭州等重要城市相继解放。随着新区的扩大、新解放地区的增加，也显现出了地方干部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严重影响新区的开辟和新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稳定社会、支前、剿匪、土改等各项工作也难以开展，这必将严重影响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和新中国的建立。中共中央对此情况早有预判，做出了战略决策，各解放区也提前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根据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的指示，华北、华东、东北等老解放区在自身干部尚且不足的情况下，抽调大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接管新解放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组织，这些干部被称为“南下干部”。南下干部人数众多、成建制输出，且政治觉悟高，武装斗争和地方工作经验丰富，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而当时的河北大部分地区是老解放区，自然成为中共中央南调干部的主要来源和重要基地之一。从宏观上看，解放战争时期从河北各解放区抽调干部南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7年春至1948年冬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发起鲁西南战役。此役歼敌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6万余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渡过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也于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北至黄河、南达长江、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它们互为犄角，呈鼎足之势，进逼国民党的长江防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

三路大军南进的同时开辟了大量的新区，如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以桐柏、江汉、鄂豫三地区为中心的大别山地区，还有华东、豫西等地。这些新区急需大批的地方干部，以保证地方工作的开展和对大军的供给。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局指示，河北各解放区在1947年春到1948年冬，分数批抽调了为数众多的优秀干部南下支援新区。据现掌握的资料统计，这一阶段从河北辖区内派出的南下干部在5000人以上，这些南下干部分别来自太行、冀南、冀中、北岳等解放区，其中包括地级、县级、区级、一般干部和勤务人员。如1948年5月，北岳区党委派察哈尔省委书记刘杰率晋察冀解放区南下干部支队南下中原解放区。此批南下干部共1759人，其中区级以上干部1235人，村干勤杂人员524人。他们从河北省平山县出发，经石家庄、邢台、邯郸、长治、晋城、洛阳等地，到达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宝丰县。经中原局决定，这些干部一部分留在豫西，其余分配到豫皖苏、桐柏和江汉等解放区。

这一阶段河北的南下干部在配合三路大军主力作战，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土改、支前等各项工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力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阶段1948年底至1949年底

（一）中共中央作出准备干部南下的战略决策

1948年，中国革命进入新高潮，人民解放军大量消灭国民党统治力量，各大战场捷报频传，人民革命力量迅猛发展。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面对与国民党决战在即的形势，中共中央就已经考虑到新中国地方政权的建设，为此会议讨论到为夺取全国政权开辟新区所需干部的问题，可谓未雨绸缪。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根据九月会议的方针，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共需抽调干部5.3万人开辟新区，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0.3万人、中原0.3万人。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对各中央局（解放区）准备干部时间、集中地点、接收地区等作出明确指示。其中指出：“华北局所担任的一万七千干部，亦应于二月底集中八千人于石家庄，加入训练待命，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东北局、华北局担任的干部，须于三月底集中，并训练完毕。”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也是我们党在历史上作出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干部调动决策，它是全国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和建立新中国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直接影响着解放战争的进程，决定着建立全国性新的人民政权的成败。这次干部调动的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也是前所未有的，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对于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极大信心和决心。

（二）各中央局根据中央指示作出准备干部南下的部署

在中共中央的决策中涉及河北的有华北、华东、东北三个中央局（解放区）。1948年10月29日，华北局发出指示：除已给中原局调走近千人及华北大学准备2000名学生外，北岳、太行、冀中、冀南、冀鲁豫5个区党委各配备一个区党委架子（省级架子）；太岳和晋中两区党委共配备一个区党委架子；不足部分由华北局党校准备。

1948年12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调干职别最低基数指示》，规定一个区党委架子为3362人。随着中央南下政策的调整，各中央局的南下干部数量也有所增加。华北局南下干部由1.7万人增至21499人。

1949年2月11日，华北局对南调干部作出如下调整：冀南、冀鲁豫各出一个区党委架子，察哈尔省与冀中、太行与太岳各合出一个区党委架子，晋中出半个区党委架子，冀东出一个区党委架子（只四个地委2500人），共17629人。

1949年3月21日，华北局作出决定：所缺的2625人，按三个地区架子配备，察哈尔、冀中、太行各一，共555人，其余2070人由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调补。

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作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其中要求渤海区抽调一个区党委架子，共计3456人。

1949年1月10日，东北局作出南调干部计划：冀东出一个区党委架子，松江与嫩江、合江与黑龙江、吉林与安东、辽宁与辽北、热河与冀热察各合出一个区党委架子。每个区党委按中央规定的2500人计算，共15000人。

各中央局作出的指示后来又根据解放战争的进程和各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在区党委组成、出发时间、接收地区等方面做了适当调整。

（三）各解放区陆续组织干部南下

到1948年底，各解放区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多次抽调干部北上南下，普遍存在地方干部严重缺乏的情况，抽调如此多的干部南下在党史上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各解放区党委和政府把干部南下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克服一切困难，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开展了积极广泛的动员、培训、调配工作。广大干部热情高涨、踊跃报名，大批优秀干部参加到南下队伍当中。在地方党组织和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各解放区实际南下的干部数量一般都超出了上级规定的数额。

冀南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南支队）：冀南区坚定执行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指示，坚持以大局为重，摒弃本位主义，克服自身困难，1949年1月底开始抽调南下干部。这次干部抽调的力度是空前的，原则上是将各级党政干部（从区党委级到一般干部）一分为二，一半留原地坚持工作，一半组成新的建制南下支援新区，目标是选调4000余名干部，编为一个区党委。经过广泛动员、充分宣传，各地、各级干部克服守土思想和家庭困难，踊跃报名，纷纷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3月初，冀南区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含行署和军区机构）、6个南下地委（含专署和分区机构），每个南下地委组建5个南下县委（含县政府），共30个县的架子，每个南下县委组建6～7个区级机构，共计4000余人（其中干部3500余人，后勤服务人员500余人）。各地委人员来源是：一、二、三、四、五地委，分别由原临清、夏津、肥乡、南宫、衡水地委抽调组建，六地委为新组建，由原冀南区所属5个地委各抽调一个县委建制，六地委机关的组成人员则由区党委直属机关和各地委机关分别抽调。南下区党委书记王任重，副书记乔晓光，组织部长郭森，宣传部长高元贵，秘书长韩宁夫。一地委书记郭清文，专员梁向明；二地委书记周惠，专员赵墨轩；三地委书记朱效成，专员袁崇德；四地委书记柴保中，专员孙云英；五地委书记陈登昆，专员张海峰；六地委书记王韩馥，专员李夫泉。全体南下人员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南支队”，冀南军区参谋长孙卓夫任支队司令员，冀南区武委会副主任韩克华任支队参谋长。

1949年3月初，冀南区全体南下人员先后赴河北省威县方家营一带集中，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和军事训练。在南下区党委的带领下，冀南区南下干部以地委（大队）为单位，分别于4月3日、4日开始南下。4月中旬到达河南省开封以南地区，待命学习一个多月。5月下旬，由于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和华中局调整了冀南支队的去向，由原定去江苏省、浙江省一带改为一部分去湖北省，大部分去湖南省。其中五地委原建制的全体干部和区党委机关大部及六地委的一部，共600余人，由王任重、高元贵、韩宁夫、韩克华、苏钢等带领去湖北省，这部分人员于5月底、6月初离开河南省去湖北省。一、二、三、四地委和六地委的一部，共3400余人，确定去湖南省。在河南省开封学习待命期间，根据华中局和南下湖南省委的指示，在组织建制上进行了调整，重新组建为两个地委，计划进入湖南省的常德、益阳两地区，区党委机关100多人去省直机关，同时调出两个县建制去湖南省邵阳地区。具体调整方案是：以二、四地委为基础，加上六地委一部分干部组成湖南省常德地委建制；以一、三地委为基础，加上六地委的另一部分干部组成湖南省益阳地委建制；由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长郭森带领100余人去省直机关，随南下湖南省委行动；六地委地委委员、社会部长白连成，率领邯郸、肥乡、成安、临漳等县抽调的两个县建制人员，去湖南省邵阳地区工作，随南下邵阳地委一起南进。

经过开封待命学习和组织调整后，冀南南下入湘人员即兵分数路向湖南省进发。去湖南省常德地区的共1900余人，其中5月中旬在河南开封组建的先遣队250余人，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行动，提前于5月20日出发，经河南漯河、新野到湖北襄樊，在襄樊住了将近一个月，乘船到达沙洋县，与大队会合。大部分人员于6月中旬由河南开封出发，乘火车到南京，再坐船沿长江西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先后于7月下旬或8月上旬进入相应的县市开展工作。其中地委、专署和分区机关共240多人，7月下旬进驻湖南常德。南下湖南省益阳地委率干部和服务人员1100多人，于6月中旬乘火车离开河南省开封到达湖北武汉，在那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学习和休整。8月9日，从湖北省武汉市出发分乘6艘轮船沿长江经洞庭湖和资江，于8月14日到达地委、专署和分区所在地湖南省益阳市。由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长郭森带领的区党委机关100余人，开封整编后即与湖南省委一起随军南下，郭森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其余人员分配去省直有关部门工作。由白连成带领150多名南下人员，随南下邵阳地委于8月中旬到达湖南省长沙市，待命学习一个月以后，于10月进入邵阳地区。

至此，冀南南下区党委4000余名南下人员，历时半年多，途经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五省，行程数千公里，胜利地完成了南下入鄂、入湘任务。

冀东区（冀东南下干部总队）：1949年2月初，冀东区党委（1949年2月划归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开始抽调南下干部，组成“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广大干部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不讲条件不讲困难，出色完成了组建南下干部总队的任务。冀东区各级党组织千方百计地帮助南下干部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家属们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使南下干部解除顾虑，安心踏上南下征途。新组建的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包括一个总队（南下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机关）、6个大队（含四个南下地委、专署和分区机构）、38个中队（含23个南下县委和县政府机构），共3410人。

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党委成员有：李楚离、田星云、刘慎之、王大中、张孟旭，李楚离任书记兼总队长。4个地委分别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大队。第一大队由十二专区及临榆县、抚宁县、卢龙县、迁安县、迁西县、青龙县、宽城县、昌黎县干部组成，约600人；第二大队由十三专区及所辖滦县、滦南县、丰南县、乐亭县干部组成1个地直机关中队和4个县委中队，约400多人；第三大队由十四专区以及蓟县、平谷县、顺义县、兴隆县、三河县、通县、密云县干部组成1个地直机关中队和5个县委中队，约450多人；第四大队由十五专区机关及滦西县、玉田县、宝坻县、遵化县、香河县、武清县、宁河县、丰润县干部组成1个地直机关和7个县机关中队，约700余人；第五大队由冀东区党委、行署机关以及党校、公安干校、军区兵站以及唐山等地干部组成5个中队，约400余人；第六大队由冀东建国学院学员、少数带队干部以及各学校学生组成6个中队，约680余人。一大队书记兼大队长石堂，二大队书记兼大队长焦生炳，三大队书记兼大队长李越之，四大队书记兼大队长胡继宗，五大队书记兼大队长徐晃，六大队书记兼大队长言乃昌。

冀东南下干部总队于1949年3月在河北省唐山市开平镇附近集中，进行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学习整训。主要学习了毛泽东1949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报告文件，以及南下形势、城乡政策、法规法律、组织纪律、军管条例等。冀东南下干部总队于5月25日启程南下。从开平出发，分乘两列火车，经天津、济南、徐州，转陇海路到河南省郑州市，再转平汉路，于5月29日到达河南省新郑县，等待华中局确定分配去向。6月中旬，华中局决定冀东南下人员进入湖南省接管新区。南下湖南省委副书记金明和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森对干部调配提出了具体方案：一、二大队接管郴州地区（后改去广西省）；三、四大队接管永州地区；撤销五、六大队建制，其人员一部分补充上述两个地委，另一部分人员分配到省直机关和其他地区。后经组织调整，冀东南下入湘人员分别进入省直机关和长沙、邵阳、永州等地，实际进入湖南的人员为1900余人。

分配南下广西的原冀东总队第一、第二大队约1400余人，在河南省新郑县与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晋中地区部分南下人员一起来到湖南省东安县待命，在中共广西省委以及李楚离等人的领导下，分别组成两个地级机关大队、11个县级机关中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10月底，南下的中共广西省委在湖南省长沙市陆续公布各地建制和干部去向。根据安排，原冀东六大队艾国光、马泰等10余名干部，被编入江南二支队进入广西省，原冀东区丰南县200余人进入广西省邕宁县，迁西县92人进入广西省扶南县。10月底，南下广西人员乘火车由长沙到达湖南省衡山县，两周后步行经南岳到达衡阳，几天后坐军车来到已经解放的湖南省东安县待命，准备进入指定地区。待命期间与广西桂北区地下党取得联系，相继经全州、庙头、兴安县、大溶江进入广西各地区，开始进行接管、建政、支前、剿匪等工作。

至此，冀东南下干部带着冀东人民的殷切希望，长途跋涉，历经艰险，历时数月，先后到达湖南、广西等省，接管新区，开展各方面工作，为江南地区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太行区与太岳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1949年1月至2月，根据华北局部署由太行、太岳两区选调一批干部共同组建一个南下区党委架子，包括一个区党委、6个地委、30个县委、100多个区委，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及后勤人员共约4000人。其中一、三、四地委来自太岳区，二、五、六地委来自太行区。区党委主要领导、军区司令部、财政金融的干部均由太行区调配；行署主要领导、组织部、政治部的干部均由太岳区调配。两区各负责三个地委、15个县委、55个区委成套班子的组建。

太行区抽调的南下干部于1949年2月陆续到河北省武安县集中，太岳区抽调的南下干部于1949年3月15日前后在山西省长治市集中。3月18日，太岳区全体南下干部从山西省长治市出发，经黎城、东阳、河南店到涉县，在涉县乘坐运煤小火车，于22日到达武安县。两区南下干部在武安会合后，支队4000余人开始共同学习、共同战斗的新生活。

按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要求，确定了区党委机构，冷楚、刘尚之、周璧、刘裕民、叶松、陶国清、侯振亚7人组成区党委，冷楚、刘尚之、周璧为常委，冷楚为书记。南下区党委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一大队政委（地委书记）常化知，队长（专员）郭良；二大队政委（地委书记）王竟成，队长（专员）郭述尧；三大队政委贾久民，队长侯国英；四大队政委郝可铭，队长温附山；五大队政委李伟，队长丁乃光；六大队政委王毅之，队长康润民。

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朱德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亲切接见了长江支队的主要领导冷楚、周璧，以及接替冷楚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

4月23日，区党委在武安召开南下干部大会，由冷楚、周璧传达了北平会议对南下干部随军渡江的部署精神，确定太行、太岳南下干部交由华东局分配，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渡江（最初预定长江支队去接管苏南，组建苏南区党委、苏南行署、苏南军区）。

4月25日，长江支队全体南下干部出发，徒步向南挺进。到黄河北岸的河南省武陟县老田庵站后，乘坐一列货车，过郑州，转向陇海线，经开封、徐州等地，于5月5日中午到达淮河北岸。随后，时而步行、时而乘坐火车一路南下。5月12日中午抵达南京市。5月24日，长江支队队伍到达苏州。

6月初，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温仰春到苏州，传达华东局的指示精神：长江支队7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进军福建。6月12日，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到苏州，给长江支队全体干部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号召大家要抓紧时间学习城市政策，听从党的指示，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向哪里冲，应发挥党员的作用，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7月13日，长江支队随十兵团从苏州出发，进军福建。

7月21日，长江支队驻浙江省江山县兴塘边。福建省委在兴塘边召开地委书记、专员会议。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在报告中强调了新区工作的重点和当前应立即开展的几项工作，方毅讲了财经接管方案，陈辛仁部长讲了如何开展宣传工作。最后张鼎丞传达了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的建议：以张鼎丞为首组成中共福建省委，宣布了省委各部委、省人民政府各厅局和6个地委、专署的领导名单。宣布长江支队（南下区党委）建制撤销，区党委书记冷楚在南京养病回来后任省委组织部长，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尚之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党委宣传部长周璧任省委副秘书长，南下行署主任刘裕民任省实业厅长，张慧如任晋江地委书记，王禹任晋江地委民运部长。

7月28日，省委机关和6个大队、30个中队的全体人员，从兴塘边出发。8月上旬，各大队先后进入了闽北重镇建瓯城。

长江支队所属的6个大队入闽后接管的地区是：一大队到晋江地区工作，二大队到建阳地区工作，三大队到南平地区工作，四大队到闽侯地区工作，五大队到龙溪地区工作，六大队到福安地区工作。长江支队接管了福建省6个地委的所有县、区政权。

1949年10月，福建省委派人回太行、太岳两区接女干部和南下干部家属来福建工作、生活。春节后接来女干部和家属500多人。

太行、太岳两区4000余名南下干部历时178天，行程6000余里，途经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8省63个县，翻越中条、太岳、武夷山脉，跨越黄河、长江，胜利完成进军福建的任务。

察哈尔省与冀中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194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部署，察哈尔省和冀中区共同抽调南下干部组成一个区党委架子，包括一个区党委、6个地委、36个县委。牛树才任南下区党委书记，马天水任副书记，魏明任区党委委员、行署主任，刘平任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苏毅然任区党委委员、公安局长。南下区党委有各级干部3744名，警卫勤杂人员1330名，共计5000余人，被编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这次南下干部连同秘书、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一同配齐，满员成建制编成。为鼓励干部南下，照顾南下干部家属，南下干部的家属一律按军属优抚。被选调的这些干部，大多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也较为年轻。如从冀中区抽调的干部来看：老年干部占5%、中年干部占15%、青年干部占80%，平均年龄27岁左右。

第四支队在河北正定集中、学习、培训后，于1949年3月上旬从柳辛庄乘火车沿津浦铁路出发南下，到达山东德州后继续学习整顿，几天后再次出发，因多处铁轨和桥梁被破坏，南下队伍时而乘车，时而步行。3月14日，队伍到达山东省临城，用三四天时间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明确了进城后的政策要求。到达安徽蚌埠后接到命令：南下干部第四支队改归渡江战役指挥部统一领导，一切行动听从渡江战役指挥部指挥，现原地休整待命。几天后，接到进军的命令，全体南下人员乘闷罐火车赴安徽省合肥市，于4月初到达。在合肥市，陈毅给第四支队作了动员报告，并通知他们负责接收皖南地区。4月23日，第四支队渡过长江，并于当晚赶到贵池。

为了统一领导长江以南安徽省境内各地委的工作，5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成立中共皖南区党委、行署，由谢富治兼任区党委书记，牛树才、胡明、马天水任副书记，魏明任皖南行署主任。

随后，区、地、县各级南下干部陆续进入皖南各新解放区，与当地干部会合，迅速开展工作。

晋中区、察哈尔省、冀中区、太行区（晋中南下区党委）：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华北局指示以晋中区党委为主组织南下区党委（含行署和军区机构）建制。晋中南下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大部分来自晋中区党委，少部分由其他地区调配。南下区党委书记武光，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周小舟，组织部长阎子祥，副部长赵鹏飞，秘书长樊雨生，宣传部副部长葛琛，武装部长赵汾甫，社会部长夏印，妇委书记赵辉。晋中南下区党委原下设3个地委，到石家庄后增为6个地委，每个地委配6个县委，共3000余人。这些干部来源分布是：一地委（原冀晋区二地委），地委书记薛同连，专员刘君实；二地委（原属晋绥地区），地委书记陈郁发，专员刘耀夫；三地委（原太行、太岳地区），地委书记傅生麟，专员杨世卿；四地委来自察哈尔省，地委副书记刘昌，专员孙国治；五地委来自冀中区，地委书记刘旭，专员张根生；六地委来自太行区，地委书记任雷远，专员李毅之。

晋中南下区党委全体人员于1949年3月20日前后在石家庄集结，进行整训和学习，到4月下旬结束。5月1日前后，晋中南下区党委全体人员开始陆续离开石家庄分批南下。途经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作短暂停留。5月中旬，抵达河南巩县，在那里待命约一个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组织整编。上级指示晋中南下区党委干部主要进入湖南省的长沙、衡阳、会同等地区，部分干部压低一级（区党委的到地委，地委的到县委）。具体是：南下区党委和行署机关及一、二、五地委干部共1500余人进入长沙地区；三地委和六地委干部合并，进入衡阳地区；四地委干部主要进入会同地区。与此同时，相应组建了南下长沙地委、衡阳地委和会同地委等建制。此外，从各地委抽调部分人员进入衡阳市。少数干部留中原局和调省内外其他单位工作。

新组建的南下长沙地委领导成员是：地委书记武光，副书记罗其南，组织部长赵鹏飞，宣传部长张云，社会部长兼公安处长舒光才，秘书长郭固邦，专署专员张干承、副专员樊雨生。南下衡阳地委的领导成员是：地委书记傅生麟，副书记谢竹峰，组织部长王锦心、副部长徐天贵，宣传部长杨蕉圃、副部长李鹏，专署专员刘君实、副专员刘耀夫，公安处长梁湘农，武装部长葛淇。南下会同地委主要由察哈尔省南下干部组成，其主要领导成员是：地委书记葛琛、副书记刘昌，宣传部长罗拉，组织部长陈光锋，秘书长黄琪，专署专员孙国治，秘书主任郭丕基，公安处长张英。

巩县整编待命结束后，将女同志留郑州组成留守处学习待命，其余人员分批离开巩县，继续南下。南下长沙地委全体人员，于6月15日抵达南京，几天后，乘船沿长江西进，经芜湖、安庆、九江，6月28日到达武汉，随后，进入岳阳。7月23日和25日，长沙地委和长沙专员公署先后在岳阳对外宣告成立，各机构暂安置到岳阳市并正式办公。8月9日，湘潭和平解放。随后，长沙地委和专署各机关即迁到湘潭市。

南下衡阳地委率所属人员于6月17日乘火车到达郑州，学习待命一个月。7月18日，由郑州出发，经汉口、咸宁、平江等地，8月6日到达长沙，10月上旬到达衡阳市。南下入衡人员进入衡阳地区后，迅速与地下党同志进行接洽，领导人民群众展开了接管建政、筹粮支前、剿匪安民等一系列工作。

南下会同地委率所属人员由巩县出发，于6月底到达湖北武昌，学习待命一个多月。长沙和平解放后，全体人员从武昌南下入湘，经临湘﹑平江等地，8月底到达长沙市郊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训和学习。9月中旬，由长沙出发赴衡阳。进入衡阳后不久，接省委指示，除留下县委书记张士杰、县长杨兴洲率领的一个县建制外，其余人员返回长沙待命。会同地委在长沙期间接收从华北大学、华北革大、中原大学南下的学员260多人，10月中旬从长沙出发，当月24日到达芷江县城，地直机关人员留在芷江筹建地委和专署机构，原配备进入会同、芷江、怀化、黔阳等县的人员，分别进入各县开展工作。

至此，晋中南下区党委3000余名南下干部，经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一路风尘、艰苦跋涉，完成了入湘接管新区的光荣任务。

渤海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1948年底，根据华东局指示，渤海区开始抽调南下干部，很快组建起“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渤海三支队包括1个区党委、5个地委、41个县委，共计5000多人。刘格平、陈放、李文、周贯五、彭瑞林为区党委委员，刘格平任区党委书记。其中，一地委（曾分为一、五两地委，后又合并）的730名(后增为1000余人)南下干部来自渤海一分区，地委书记燕明。

1948年12月20日，作为渤海区首批南下干部的第一大队集中到山东省乐陵县城，由地委书记李广文作了动员讲话，23日到达渤海区党委机关驻地阳信县（今属山东省）何家坊村附近，进行为期14天的学习整顿。1949年1月，一大队移驻今山东省益都县境内，与其他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中共华东中央局党校，渤海三支队一大队为该校第三部。在这里南下干部们集中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有关城市政策的文件。2月19日，一大队随党校移至山东临城以南的沙沟镇继续学习，并于3月上旬与陆续到达的渤海三支队第二、三、四大队会合。在一大队先期到达沙沟后，华东局政治部经过了解，认为人数太少，县（即中队）的架子也不够，要求一大队必须配齐13个县的架子（当时一大队只有7个县的架子）。一大队党总支部委员关器根据这一指示，回渤海区增调干部。渤海区党委又从一地委抽调14名县级干部和几十名区级干部，从渤海公校、财贸干校抽调300多名学员，调补入一大队。此时一大队已达1000余人，下辖13个中队。3月9日，根据华东局指示，渤海三支队将一大队分组为一、五两个大队，任命陈彬为第一大队大队长，燕明为政委兼党总支书记，钟正斋为副大队长，汤振连为政治部主任，一大队下辖7个中队；任命刘荣华为第五大队大队长，周化南为政委兼党总支书记，张华墀为副大队长，黄德钦为政治部主任，五大队下辖6个中队。另外，渤海三支队还由渤海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及所属各单位抽调的干部，与300多名华东大学南下毕业生混合组成第六大队。至此，三支队辖第一、二、三、四、五、六大队，南下人员已达5000多人。

3月29日，一、五大队随支队领导机关及其他大队（其中四大队已提前随军行动）南下，于5月1日渡过长江。渡江之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形势的发展，华东局将三支队接管苏南地区的原决定改为一部分到上海市参加接管工作，大部分进军浙江省。为了充实一大队的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机构，三支队决定撤销五大队建制，一、五两个大队合并，仍称第一大队，任命张华墀为大队长，燕明为政委。同时宣布了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干部名单，燕明任地委书记，周化南任副书记，关器任组织部长，高希圣任宣传部长，刘云青任民运部长；张华墀任专署专员、钟正斋任副专员，杨三友任公安局长，陈彬任军分区副司令员，黄德钦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5月4日，一大队开赴浙江省，吴桥、乐陵两个县中队干部奉命留在桐乡、嘉兴两县工作。5月12日，一大队抵达杭州，后经中共浙江省委统一分配，除南皮、振华（宁津）两个县中队干部分别分配到宁波地区的余姚县及绍兴地区的上虞、嵊县工作外，其余干部均分配到衢州地区，其中靖远县中队一分为三，一部接管衢州城区，另外两部分别去了江山、龙游二县，而以宁津、乐陵、东光、庆云等县干部为主的各中队，则分别接管了衢县、常山、开化、遂昌等各县。

至此，渤海区一地委南下干部完成了随军南下，接管浙江新解放区的重要使命。

到1949年底，从河北各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新解放的南方各省，并着手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1950年，为了充实新区干部队伍，照顾南下干部生活，又从河北抽调了部分女干部和南下干部家属进入南方各省。河北南下干部主要分布在湖南、福建、安徽、湖北、浙江、广西等省，另外一些省份也有少量分布。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从河北各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数量巨大，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统计，应该在20000人左右，几乎占到整个解放区地方干部的一半左右。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远离家乡、艰辛跋涉、南下建政、征粮支前、剿匪土改，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地方政权的建立，以及当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们身上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勇往直前、克服万难、勇于牺牲的政治品格和革命精神，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

（本文为2019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课题《河北南下干部口述史》综述部分，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