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京津冀协同治理海河研究

作者：吕志茹

摘 要：集体化时期在海河流域的治理上，京津冀进行了广泛的协同合作，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的修建开始，到“大跃进”时期大规模的水库建设，再到人民公社时期的根治海河运动，在治理规划的出台、治理顺序的安排，再具体到施工中劳动力分配、机械材料保障以及移民安置等各方面，各地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这种水利建设上的协作打破了地域界限，为统筹规划、综合治理、联合施工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统一领导是协同治理的基础及保障，各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兼顾整体利益则推进了河流治理的顺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期，中国水利建设事业取得重大进展与成就。在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施工条件下，可谓是各方面相互合作的结果。就海河流域的治理来说，流域内各省市之间合作频繁，尤以京津冀之间的合作最为密切。水利治理工作涉及面广泛，需要作统一规划和协同治理。“因为一个水系的上下游、本支流，互相关联，不可分割。”因此，不仅需要统筹规划，更需要联合施工。新中国成立后，统筹规划有了实施的社会基础，联合施工遂得以有效组织。在海河流域的治理中，规划工作主要在中央水利部门领导下完成，联合施工则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由所涉及的地方省市合作完成。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海河流域的治理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尚未对协同合作展开专门探讨。本文拟对集体化时期京津冀在海河流域治水上的合作作一梳理，以展示区域合作在水利治理领域的重要性及特征。

一、首度携手：建设官厅水库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农业并除害兴利，水利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此基础上，海河流域治理工作得以迅即展开。1949年11月，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召开，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将全国基本解放后可以通盘处理水利问题作为新时期的重要特点之一。他指出，过去“存在着封建割据的地域区划，往往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甲省与乙省之间，上游与下游之间，本流与支流之间，到处充满着冲突矛盾。统治阶级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另一地区的祸患。像这样的治水，永远不会造出成绩是不用说了。即就各解放区而言，因为战争的原（缘）故，限于分散的环境，虽然尽过很大的努力，表现一定的成绩，但是事实上也只能分散的局部的来作这个工作”。这是旧时代社会制度造成的基础性缺陷。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通盘筹划、协同治理有了全新的社会制度基础，所以水利部充分利用这一良好条件来实施一些尤为紧迫的治标工程，同时加紧规划实施一些治本工程。其中，最早确定开展的治本工程就是修建海河流域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

永定河是海河北系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山西宁武的管涔山天池，流经晋、蒙后，中下游横穿京津冀入海。此河泥沙量大，常泛滥成灾，位于中下游的京、津及河北广大农村地区深受其害。自元朝定都北京后，永定河因威胁到北京的安全而受到高度重视，历届政府在治理方面都作了很大努力，清前期的治理力度尤大，但一直未能根除水患。民国时期是从传统治水到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水利机构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勘探测量工作，还进行了流域的整体规划。1925年，顺直水利委员会制定《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报告书》时首次提出修建官厅水库的规划。1932年，华北水利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勘测并制定了《永定河治本计划》，相比之前更为详尽深入。但由于日本侵略华北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等原因，该实施规划被打断，最终未能落到实处。新中国成立后，在“兴修水利，防洪抗旱”治理目标指导下，水利部指示：“对于各河流的治本工作，首先是研究各重要水系原有的治本计划，以此为基础制订新的计划。尚无治本计划者，应从速研究拟定计划。至于已具备了施工条件的个别治本工程，经过批准后，亦可有重点地部分实施。”海河流域最为成熟的当属《永定河治本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中心是修建官厅水库。于是，永定河治理计划首先提上议程。在全国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确定治理决策之后，修建官厅水库的计划立即进入筹备阶段，水利部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工作，实施了确定建库方案和坝型等一系列前期工作。至1951年10月，官厅水库正式动工。官厅水库的修建，正是各方合力的结果，既有中央部门的全力推动，也有水库周边各省市通力合作的不断强化。

在官厅水库的勘探规划和工程施工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水利部作了统一筹划和部署。如前所述，为了根除这一水患，水利部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修建官厅水库形成了决议，并对之后的勘探、选址、规划和施工实行统一领导。党和国家亦给予重点支持，“凡属各大河流的重要工程及治本工程，经费由中央负担”。因此，官厅水库的修建，经费是由国家投资，施工是由水利部直接领导，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前所未有的社会制度优势所在。为了领导修建水库，水利部下设官厅水库工程局，由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郝执斋任局长。在水库修建期间，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多次赴工地指挥调度。党和国家对官厅水库的修建更是给予了高度重视，有多名国家领导人前往水库工地视察。正是在上级部门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地方上的合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官厅水库在修建中推动和加强了地方上的合作。水库库区处于怀来和延庆县境内，修建水库所需要的民工、机械等主要是由与工地毗邻的京津冀各地协同完成。水库修建中所需要的5万多吨器材是从四面八方运来的，尤以距离工地最近的地方贡献最大，“近的地方如天津、北京等地，都以大批钢铁、木材、水泥、机器等器材来支援，工地所需的民工都是前察哈尔及河北省的劳动农民”。尤其是在土坝建设的关键阶段，由于官厅水库所在地的人口较少，无法满足集中建设的劳力需要，于是距离较远的保定和通县农民被动员前往官厅水库工地参与建设。据统计，1953年3月，保定专区出工12000人，通县专区出工13000人。这些农民工为水库的顺利建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移民问题，由地方上共同协商解决。建设官厅水库时需要淹没怀来、延庆两县的部分地区，大量原居民需要搬迁。移民工作最先由察哈尔省政府设立省移民办事处，延庆、怀来两县设立了相应的移民委员会。水库淹没耕地21万亩，共迁移111个自然村，移民总数5.3万人。这些移民离开故土，迁居他处，为保证下游的安全和供水牺牲了个人利益。因此，各地尽全力做好移民安置工作。移民安置采取后靠和外迁两种方式。“张家口市共接收移民88个村、11826户、5.158万人，其中：由延庆县迁入7个村、555户、2380人，怀来县搬迁81个村、11271户、4.92万人。这些移民分别安置在怀来、涿鹿、宣化、怀安、赤城、张北、尚义等7个县内。”为做好移民搬迁和安置工作，1951年春，察哈尔省政府专门组织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共同研究和解决怀来、延庆两地移民工作问题。会上，各接收县分别将选好的移民新村地址和生产条件等情况向两县代表作了介绍。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之后由河北省人民政府接管移民工作。1953年1月，张家口专署移民办公室与察哈尔省移民办公室改组成立河北省人民政府官厅水库移民办事处，授权张家口专署直接领导日常移民工作。

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在水利部的领导下，历时两年多的施工，至1954年5月完工，1955年开始正式蓄水，在防洪、发电、供水等方面产生了突出效益。它的建成并迅速投入使用，初步解决了永定河危害京、津两市和下游农村地区的局面，而且所蓄水源曾为京、津的供水作出过巨大贡献。官厅水库在建设中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但主要是以京津冀为主修建的，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海河流域治理协同合作的首个范例。

二、“大跃进”时期的联合施工

京津冀在“大跃进”时期海河治理上的合作达到一个更大的规模。“大跃进”时期，随着全国水利高潮的兴起，海河流域水利建设获得了更快发展，一些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突飞猛进，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尤其是水库建设更是在党和国家的部署下大规模开展起来。大型水利工程规模大、所需劳力多，更加需要联合施工方能尽快完成。此时的京津冀协同合作更为频繁，其中尤以密云水库的修建最为突出。

密云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自行设计修建的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距首都约100公里，位于密云城北10余公里处，库区跨越潮、白两河，也是北京最为重要的水源地之一。修建密云水库的动议，最早出现于民国时期。1929年，刚刚改组成立的华北水利委员会在考察研究后提出在潮白河上修建水库的设想，并勘查了四处坝址，其中包括位于密云境内的坝址。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终未能动工。新中国成立后，水利部曾多次勘探、研究在潮白河修建水库的问题。1957年，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提出修建密云水库的方案，并于1958年初交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进行设计，初步定于1960年代中期修建。6月23日，中共河北省委、北京市委和水利电力部联合请示中共中央、国务院，鉴于当时北京、天津（时为河北省会）两市用水情况十分紧张，仅靠官厅水库供应已远远不足，要求尽快在潮白河上修建水库。《请示》最后建议：“这个水库由河北省、北京市、水利电力部合作施工，共同派代表组成三人小组领导。”2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河北省副省长阮泊生等带领相关水利专家前往密云，对水库的选址进行实地考察。6月底，国务院正式同意修建密云水库。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由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河北省副省长阮泊生、北京市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组成的三人小组，全面领导密云水库建设工作。

由此看出，这一工程从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河北省与北京市合作，此时天津市归属于河北省，因此可视为京津冀的又一次联合施工。之后，密云水库修建总指挥部成立，领导干部分别从中共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和水利电力部共同抽派。另外，总指挥部的大量工作人员是从水电部、北京市和河北省300多个单位抽调而来的。

在水电部领导下，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之后，密云水库于1958年9月1日正式动工，施工主体力量——农民工来自周边县市。在机械化水平较低的年代，修建水库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些民工需要承担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在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水库建设者的条件进行了限定，将民工来源限制在年龄17—50岁之间，身体健康、没有慢性病和传染病的男性劳动力。这些条件主要是为了保证民工身体健康及水库的顺利建成而设定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因劳动力不足而突破了这一限制，一些距离工地较近地区的部分女性，在符合身体和年龄条件、无家庭牵挂的情况下参加了水库建设。不过，女民工比例仍较小，男民工依然是主体。

当时，由于一方面对民工身体和年龄条件有所限定，另一方面还要保证农村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不受影响，因此民工的征调范围较大。于是，自水库修建之始即将周边一些县市的劳动力发动起来参与到水库建设中去。参加密云水库修建的民工是陆续到现场的，施工高峰时期民工人数达到20.6万人。据统计，水库民工来源如下：“他们分别来自河北省（包括今天津市）和北京市的28个区县。其中：当时属于河北省的县区有密云、怀柔、平谷、延庆、蓟县、三河、大厂（后蓟县、三河、大厂合并称蓟县）、香河、宝坻（后香河、宝坻合并称宝坻）、宁河、武清、安次（后武清、安次合并称武清）、遵化、玉田、卢龙、抚宁（后卢龙、抚宁合并改称秦皇岛）、昌黎、霸县、固安、永清（后霸县、固安、永清合并称霸县）；当时属于北京市的县区有顺义、通州（后改通县）、大兴、周口店（后改房山）、昌平、海淀、朝阳、丰台。”这些县区在名称、范围和行政归属上与现今有一些差异，但都包括在京津冀的范围之内。因此，从上述可以看出，密云水库是由京津冀各地联合施工完成的。

密云水库的建设者来自京津冀各地方，这是为了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的一种安排。集体化时期，为了不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一般水利出工人数是依据本地的劳动力比例抽调的，因此当时甚至出现了离工地近的周边县市出工少、离工地远者反而出工多的现象。“大跃进”时期是强调大集体、大联合的时期，正是各地民工不顾路途遥远，远离家乡，发扬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互助团结协作，密云水库才得以在短时间内顺利建成。1959年9月2日《北京日报》对密云水库的建设者作了报道：“有的来自受益区，而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非受益区。他们打破了只顾本乡本土的陈旧观念，自己带着工具、工棚和各种物资，跋山涉水，远离家乡，集聚在一起，从事改造自然的豪迈事业。尽管人民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责任感，使二十万人连为一气，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无间，互相支援，共同克服困难的协作精神，在工地上大放奇光异彩。”文中详细介绍了水库建设的情况，描绘出一幅无私奉献、团结治水的感人画卷。

在“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下，京津冀20万民工相聚密云，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为密云水库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当时相对落后的施工条件下，实行人力的整合是比较适宜的方法，这种打破地域观念、实现区域联合的做法，全力保障了工程顺利进行。密云水库的修建，还得到了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经过一年时间的施工，密云水库完成了拦洪，又过了一年，全部建成。密云水库总容量达43.75亿立方米，其规模之大，在华北地区首屈一指。密云水库的建成，不仅解决了潮白河经常危害中下游的局面，而且水库的成功蓄水促进了供水、养鱼、发电甚至旅游业的大发展，不仅北京大为受益，而且河北、天津等下游地区亦不再受水患之害。密云水库由此被形象地称为“华北明珠”“京城大水缸”。

这一时期海河流域的其他工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支援与合作，既有物资的供给、劳动力的抽调，在其他方面的支持更是有所体现。例如，在漳河上游岳城水库的建设中，天津市各医院抽调了120多名医务护理人员前往岳城水库工地组成一个中心医院，负责工人的医疗和疾病预防工作。位于蓟县境内的于桥水库，于1959年12月开工，由蓟县、遵化和玉田三县共同出工完成。三河工团“黄继光”突击队在密云水库提前完成施工任务后，又马不停蹄转战于桥水库工地。于桥水库第一期工程在1960年7月完成后，大大便利了州河下游和蓟运河的防洪减灾和蓄水灌溉。在此基础上，1982年于桥水库又被纳入引滦入津工程的一部分予以增修扩建，为解决天津市的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供应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根治海河运动中的治水合作

1963年8月，海河流域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面对大水灾造成的极为严重的损失，党和国家下决心全面治理海河。11月，毛泽东为河北省抗洪展览亲笔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表达出党和国家根治水患的巨大决心与信心。根治海河运动从1963年筹备，1965年正式施工，1980年基本完成。这是对海河流域五大水系的全面治理，中下游所在的省市均参与治理，除了京津冀之外，河南、山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也参加了治理活动。

根治海河工程是在水电部领导下实施的国家级水利工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海河流域各省市分别成立相应的根治海河指挥部，以此作为工程的领导机构。京津冀涵盖海河流域中下游面积的绝大部分，无疑是治理主体。在根治海河运动刚开始之时，天津市还是河北省会，后来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1967年1月天津成为直辖市，原天津专区的一部分县市划归河北省所有，名字仍为天津专区（后于1973年改称廊坊专区），一部分划为天津市所属的区县。天津成为直辖市后，其辖区的劳动力无法满足海河工程建设的需要，所以天津一直与河北合作，共同实施根治海河工程。

河道工程涉及海河五大河系的全部，采用了依次治理方式。河北省首先治理了漳卫河系和子牙河系之间的黑龙港流域骨干河道，然后是子牙河系，以后分别与天津、北京和山东合作，依次治理大清河系、永定河系、北运河系与漳卫河系。治理北运河系与漳卫河系时，采用南北两线同时施工。在施工中采取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安排、分区治理的方法，统一调集劳动力实行“大会战”，以达到做一项成一项，使水利工程可以尽快发挥其功用。具体的联合施工状况如下：

1968年冬至1969年春，开展大清河治理。根治海河工程转移到大清河流域后，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由河北衡水搬至天津杨柳青，中心任务为加深加宽独流减河。此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51—1953年开辟的大清河入海通道，经过实践证明，设计标准偏低，故此施工继续扩挖。来自河北省的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保定、天津7个地区以及包括天津市在内的84个县、市近30万民工参加了“大会战”。其中，天津市出工1万人左右，多数民工来自河北省。独流减河长70公里，扩挖后泄洪能力可提高至3200立方米/秒，相比治理前提高了2倍多。同时，加固了北大港围堤、疏浚马圈引河，扩大了大清河系的入海通道，由此保障了大港油田的安全。1969年冬至1970年春，治理大清河南北支，扩挖疏通枣林庄分洪道、百草洼与赵王新河，堵闭老赵王河，提高了白洋淀的泄洪能力，加快排水速度，保证了千里堤的安全。

1970年冬至1971年春，永定河系工程开工。该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永定河的直接入海通道。在1970年冬至1971年春开挖了永定新河，目标是分泄永定河的洪水，使永定河水不再进入天津市的海河干流，而是通过开挖的新河在天津北部北塘直接入海。此河从天津市屈家店起，全长63公里，河道宽平均0.25公里，利用原有的洼淀平地开挖。因河道原址是洼淀沼泽，附近人烟稀少，是根治海河运动中条件最为艰苦的工程之一。如此庞大的工程，只靠天津市的人力是无法完成的，所以仍然采取了与河北省联合施工的方法，故开挖永定新河的民工主要来自河北省。具体安排是：由河北省负责挖河筑堤，天津市负责桥梁、涵洞等建筑物施工和移民迁建。因施工地点在天津市境内，由天津市负责承担河北省20多万民工的后勤供应保障。津冀相互配合、共同治理。永定新河的开挖，解除了永定河洪水对天津和京山铁路的水患威胁。与永定新河同时进行的还有北京排污河工程，由北京市和河北省共同出工。此河承泄龙凤河流域的沥水及北京市污水，结束了北京市排放的污水污染海河的历史。

1971年冬至1973年春，漳卫河系与北四河同时施工。这里的北四河，系指永定新河、北运河、潮白河与蓟运河。1971年冬至1972年春，河北省采取南北两线同时施工，分别与天津和山东合作。北线由石家庄、天津、保定、唐山四个地区出工20万人，完成开挖潮白新河、青龙湾改道段全部工程及蓟运河建筑物工程；南线由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四个地区出工16.5万人与来自山东的民工并肩作战，开始治理漳卫河系，完成漳卫新河工程。这些工程全部是联合施工。1972年冬，河北省依然是南北两线同时施工。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天津、唐山8个地区76个县（市）组成的28.9万治河大军战斗在北四河、漳卫河的工地上。北线继续治理北四河，参加施工的民工为14.9万人，主要工程为蓟运河、引泃入潮、潮白河吴村闸下复堤、青龙湾减河疏浚和北运河输水等工程。南线，由河北省14万民工与山东省20万民工协同作战，疏浚卫运河和漳卫新河。北京市5万民工参加治理北运河工程，天津市继续承担北四河海口段机挖工程任务。1972年冬，冀鲁京津出工总人数达50万。

根治海河运动中，在水电部领导下确定整体治理方向之后，海河流域治理规划一直在根据实际情况作不断调整，具体施工则由地方政府和国务院、水电部会商后定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及其他领导多次组织各省市开会，协商治理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而在各地联合治理的具体施工中，并非只有密切的合作，也有利益的冲突，比如在工程顺序的安排上以及具体规划上，曾存在一定的不同意见与分歧。如在1971年7月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河北省转达了天津专区（廊坊专区）的意见，因为劳力紧张，希望北运河工程任务延后一些；而对于永定河泛区治理，该专区则希望尽快开工。有关张坊水库工程，水电部的规划倾向第一坝址，河北省和北京市则希望选第二坝址，保定地区等则强烈要求上第二坝址。这些意见，在协商之后，均达成一致。1972年，周恩来就白洋淀治理中的问题特意召开座谈会，协调河北省有关各县市在治理中的矛盾和问题，之后听取了天津市和北京市的汇报，针对海河流域治理作出重要指示。在国务院和水电部的领导协调下，各地都能以顾全大局为重，服从统一安排，顺利施工。

根治海河工程历时15年，将海河流域五大水系逐一治理，完成了大量工程。五大水系中，除子牙河系外，其他河系的工程都是联合施工完成的。在治理过程中，各省市间尤其是京津冀密切合作，河北与天津之间虽有行政归属之变动，但一直坚持共同完成根治海河任务。各地优势互补，分工合作，联合施工。治理后的各河系都有了单独的入海通道，在防洪除涝、蓄水灌溉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功用。这次治理可谓达到空前的规模，京津冀在此次治水运动中的合作更为密切。

四、协同治理的关键因素

京津冀本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区域共同体，加强京津冀一体化合作，不仅有利于各方的自身发展，而且对华北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环境改善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由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的海河流域治理中，这种区域合作一直存在且联系密切，尤其是各省市在统一规划、劳力调遣、后勤供应等方面进行的广泛而有效的合作，大大推动了当代中国水利工程建设，缓解了水资源利用的紧张情况，并形成了为北京首都功能化服务的大格局。从水利方面合作可以看出，实现协调治理的极为重要的经验在于：

首先，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是协同治理的基础。大范围的河流治理，统一规划是治理工程实施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水利部刚刚组建就迅速召开了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对水利工作作出统筹规划，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并确定水利政策，为全面开展河流治理打下良好基础。在之后开展的治理活动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关注工程进展并到工地指导视察，及时解决施工中的问题。如修建官厅水库时，多名中央领导人先后到水库建设工地视察、指导工作，中共中央各部委则给予了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1954年4月12日，毛泽东到官厅水库视察，并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给予建设者莫大的鼓舞。密云水库规划和施工中，周恩来亲自参加了选址，而且“在整个密云水库修建期间，周总理始终把这项工程挂在心上。他多次来工地，许多关键性问题都是他亲手解决的”。习仲勋、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亲临施工现场视察和指导工作。根治海河运动中，毛泽东的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成为十几年海河治理的旗帜和动力，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召开海河治理的协调会，李先念副总理多次到海河工地视察工作并听取相关汇报，等等。正是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极大地督促了工程的进行，而且有效协调了各方关系，从实际出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这无疑是治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坚实基础和保障。

其次，统一领导是协同治理的关键。这里的统一领导分两个层面：一是中央水利部门在业务上对地方水利部门的领导；二是国务院在行政上对地方政府的领导。业务上，新中国成立后统一了水利行政。从组织机构上看，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立了统一领导水利事业的水利部，各省设水利局，各专县根据自身情况设立水利科（或局）。1949年11月召开的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讨论并决定建立统一筹划、分工实施、互助合作的领导系统和组织机构。“在领导关系上，各大行政区水利机构及省专县水利机构，对上为双重领导关系。各大行政区水利机构，除受本区政府之领导外，在业务与技术上并受水利部之领导。省水利机关，除受本省政府之领导外，在业务与技术上并受各大行政区水利机构之领导（华北各省在业务与技术上直接受水利部之领导）。”这种领导体制的建立为协同合作准备了先行条件。在行政上，新中国建立后实现了政令统一，国务院的领导参与为统一规划、分工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能够在施工中及时协调和解决地方上的不同意见与分歧。由此可以看出，在海河治理中，有中央级水利部门——水利部（后与电力部合并改称“水电部”）在业务上的统筹规划和领导实施，有国务院在行政上作协调推动，以此有效保障了这种协同治理的顺利实施与开展。

再次，各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合作。水利建设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作保障，而京津冀在这些方面各有其优长。上述各个时期中，京津的工业基础条件与河北的人力优裕充分实现了有机的整合。无论官厅水库的修建、“大跃进”时期的水利建设还是根治海河，均是如此。在各个时期的治理活动中，各地均充分发挥其自身特长，城市的工业优势与广大农村地区的劳力优势充分结合起来。其中，工程机械装备、后勤物资多由北京、天津等城市提供，而所需劳动力则以河北省广大农村出工为主。随着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进程的推进，组织农民集中参加水利建设更为便捷。同时，民工按比例抽调，也保障了农业生产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冲击和影响。由此，京津冀各地取长补短，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了大量的水利建设工程。这不仅有利于整个海河流域的防灾减灾，而且在保障城市供水、促进农业发展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说是合作共赢。

最后，合作须以整体利益为重。既为合作，则不能过于重视局部利益之得失，而是着眼于大局，即始终兼顾整体利益，上述各个时期的水利建设工程均是如此。水库的修建，最能体现这一原则。为了整体的治理效果，局部利益受到一定损失，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兴建官厅水库，怀来人民曾作出巨大奉献，付出很高的代价。库区淹没怀来县城一座和80个村被淹没耕地15万亩，其中有58个村（包括怀来县城）进行了移民搬迁。”官厅水库“库区正是延、怀盆地中心，是延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旱涝保收的米粮川，花果园。这里盛产水稻、芦苇、水果、薯类、烟草等粮食和经济作物，大部分被水库淹没”，甚至后续还存在浸没问题。而密云水库淹没了素有“乌克兰”之称的肥沃耕地16.8万亩，昔日密云境内的三大平原被占去了两个，并需砍伐大小柴树、果树1000多万株。这些工程建设，显而易见牺牲了区域利益，但是可以保障更大范围的水安全，并可实现供水效益。另外，从根治海河时期工程的先后次序安排看，各地并非没有分歧，谁都清楚工程早实施早受益的道理；对于工程规划，也各有倾向；甚至在民间还存在着整个工程是为了保障天津安全，而河北将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看法。虽然存在各类不同声音，但在攸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整体大局下，这些分歧都能通过协商而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以整体利益为重，是协同合作的基本条件。

集体化时期的海河治理仅为区域合作的一个典型范例。历史经验证明：涉及区域的各类问题必须通过合作方能更好地解决。狭隘的地方观念、以邻为壑的保守态度只能使治理工作裹足不前，甚至激化矛盾，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协同合作才是事关大范围治理工程的关键所在。其中，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统一领导是协同治理的基础，各地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以整体利益为重是协作的重要保障，历史用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些原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如今，京津冀协同合作是当今华北区域发展的重要命题，尤其是在环境治理方面，加强区域合作更为迫切。因之，合作共赢，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定律。

（作者系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载《河北学刊》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