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当今周恩来研究的最新成果

2018年3月1日，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周恩来的历史功绩和崇高精神品格。为贯彻讲话精神，继续推进和深化周恩来研究，2018年10月27日至28日，南开大学主办了第五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共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学者们围绕周恩来的历史功绩和品格风范、周恩来与中国政党和中国政治、周恩来的人际世界和统一战线、周恩来早期史实考证及民主革命时期生平思想、周恩来与新中国建设、周恩来外交思想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和讨论。主要观点和学术特色综述如下：

周恩来与中国政党和中国政治关系的研究很受关注。学者们探讨了周恩来与中国政党建设、周恩来与政治制度、周恩来与政府管理等问题。有学者分析了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周恩来是党内较早开始思考执政党建设问题的领导人。他通过党的自身建设、党派关系处理等方面的政治实践，推动着中国共产党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

周恩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是本次会议的一个关注热点。周恩来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着自己的特殊贡献。

有学者分析了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包括设计严格的召开一届全国人大的程序、向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说明、作为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领导制定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作新中国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等等。

有学者指出，周恩来阐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普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前提和基础；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组织原则；要在国家制度上加强人大及其代表对政府工作的监督等重要思想和观点。

还有学者对周恩来重视人大代表监督职能的思想和一些具体措施做了研究。

学者们认为，周恩来的这些思想与实践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与政府管理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关系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次会议的研讨内容也有所涉及。

有学者研究了周恩来在国务院设立初期所体现出的行政思想与行政方略，包括周恩来与行政决策制度的完善，与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提出，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探索等等。

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的建立，指出从该机构的架构设计，到人员遴选、职权设定、具体运行等诸多方面，周恩来均付出了巨大心血和精力。

还有学者认为，周恩来在创建人民政协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了对人民政协性质、功能等理论问题的思考，始终从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方力量的角度来设计和开展人民政协工作。

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是，定量分析法被运用到周恩来研究中。有学者对周恩来所作的历次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数据分析。一些学者对周恩来与国务院机构的变革、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设立和运行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还有学者研究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是如何坚持以务实的态度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出：周恩来坚持在处理党内问题上，既要遵守纪律、又要维护团结；既要坚持原则，也要讲究方法，在解决矛盾的各种条件不成熟时，能够耐心等待。他正确地吸取了历史经验，在工作上争取了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尽量纠正错误，减少错误造成的损失。

关于周恩来早年研究虽然已经成果丰硕，但本次会议论文仍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有学者考证了《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中的部分史实，对周恩来生母的病逝时间、周家何时迁居淮安、周恩来抗战时期到底是哪一天到绍兴祭祖、周恩来访问朝鲜的题词等问题提出了新见解。

有学者研究了《申报》关于周恩来的报道，将 1919年至 1920年《申报》有关周恩来的报道与《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互相印证，梳理出周恩来当年的活动脉络，进一步深化了周恩来生平研究。周恩来亲属也撰文回忆了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的部分革命足迹及周恩来与先辈的亲情关系。

学者们还围绕土地革命时期的周恩来研究进行了讨论。

有学者以苏区反“围剿”斗争为例，说明了周恩来是一位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的模范。他在苏区工作，能坚持实事求是，既维护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权威，又尽力纠正“左”的错误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育了全党全军，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重回红军领导岗位。

还有学者研究了红军时期周恩来主持的红军建设问题大讨论、红军军事战略问题大讨论和红军作战指挥问题大讨论，指出，周恩来在这三次大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一次都使得红军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

还有学者运用新史料研究了周恩来与 1927年确山县农民暴动问题，周恩来与抗战时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南京办事处的建立等问题。

有学者查阅史料后提出，周恩来是创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实际倡导者和参与人。在西安“八办”（包括其前身红军联络处）存在的10年间，周恩来曾留住西安“八办”15次，累计107天。在这里他开展了大量统一战线工作，参与处理了党内重大问题的决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在西安“八办”期间的主要功绩是：经过艰苦努力，多方斡旋，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广泛昭示抗日救国意义，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止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等。

学者们同时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如关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大事记》中需要进一步考证的问题等。

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其外交思想、外交风格、外交业绩等历来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本次研讨会的文章中，既有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总体论述，也有对其领导开展的对外关系的具体研究。

在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总体论述方面，周恩来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研究重点。

有学者从“一带一路”的视角分析了周恩来的外交贡献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代价值。

有美国学者引用原始档案，阐明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是如何争取中立国家的，指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

也有学者分析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认为其主要包括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三个方面，体现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实践中。

学者们认为，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及首任外长，以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远见卓识，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樊篱，在新中国的外交中提出了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

学者们还指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国家富强是和平共处的后盾，坚持和平共处既要有制度自信也要有危机意识。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要坚持策略上灵活性和形式上的多样性，在具体方针上还要注意求同存异。

在周恩来与中外关系研究方面，这次的会议论文涉及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等。

俄罗斯学者研究了周恩来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发展，对周恩来的外交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

学者们认为：周恩来在多个场合下参加了重要的外交活动，扮演着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斡旋者的角色。在周恩来等的外交努力下，苏联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互助体系形成。

俄罗斯学者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在中苏“黄金十年”间外交活动中所展现出的风采和素质。

学者们还研究了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次访苏的过程和结果，认为这三次访苏均取得了重要成效，在建设中国经济、拓展中国外交、发展中苏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于周恩来与中美关系，有美国学者以解密档案及文献资料为基础，考察了周恩来在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大量工作，研究了他在各类谈判的过程中，如何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并随时对情况进行正确分析判断，以便毛泽东根据形势作出下一步指示。中国入朝参战后，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广泛群众动员，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

关于周恩来与中日关系的研究，有学者总体论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至 70年代末，周恩来在中日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周恩来不仅是对日政策的重要制定者，也是重要执行人，为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日本学者分析了中日两国建交时周恩来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的思考和方法，认为这其中体现了周恩来“求同存异”的精神。

有缅甸学者探讨了周恩来访问缅甸和中缅建交等问题，对周恩来的外交方式方法给与了肯定。他所引用资料多来自于缅甸，拓展了周恩来研究资料的来源。

还有学者通过考察周恩来出访的时机与目的，分析周恩来访非的核心议题，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因与效果，指出审视周恩来访非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周恩来访非是一次战略性访问，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从理论创新到制度设计再到实践验证的逐步深化过程；第二，周恩来出访非洲的主要动因，不是来自外部压力，而是来自于内部的外交政策调整；第三，从实际效果看，以这次出访为标志，中国外交成功实现调整，推动了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到来。

通过对第五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成果和最新观点的评述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中外学者对周恩来研究热度不减，对其历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摆渡人”“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等评价，就是学者们充分认可周恩来历史功绩的体现。

不少学者利用了新史料，采用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深化了周恩来研究。传统研究热点如周恩来与统一战线、周恩来与新中国经济建设、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等依然受到关注，但研究方向已呈现多元化趋势，涉及到周恩来与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国防建设、 秘 密 战线、人际关系等各方面。

当然，学者们的研究也还有可以进一步提升的地方，比如对新史料挖掘和利用不够，没有充分利用新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4至13卷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史料的披露，预计未来周恩来研究趋势将大致如下：

一是周恩来研究会越来越细化和多元化，将会有更多的学者把重点转向周恩来与民生方面的具体问题，周恩来与中国科、教、文、卫、体各行业的建设问题，周恩来与中国和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外贸关系问题等的研究；

二是各种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将不断引入周恩来研究中，比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计量方法将会得到运用。

当然，传统的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还会存在，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还将占据主体地位。但是，不管方法怎么变，学者们严谨客观、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不能变。

﹝作者徐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陈晓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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