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序与真空中的游击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自创建始，就受到社会各界关注，陆续有相关记述发行。新中国成立后，各根据地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受到重视，相关省市档案馆对根据地时期的各类档案进行编目整理，出版了大量文献。在资料整理有一定建树的基础上，相关研究逐步跟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晋察冀边区的研究进入学术视野，既有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的叙述，又有对晋察冀经济、财政、金融、民众动员、教育、民主政权、三三制、民选、商业贸易、干部问题、地方社会变迁等多方面的专题研究。然而，对晋察冀根据地创建历史的还原，前人研究更多地着力于中共的顺利进驻，以及工农民主政权的示范和推广，并未澄清八路军进入山西如何在晋察冀区域“落地生根”，亦未能反映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中的国共博弈。鉴于此，笔者拟进一步讨论以下问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在山西首创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为何会首选在晋察冀建立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如何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它经历了哪些变化?民众动员是如何开展的?对这些问题的实态描述，或许有助于重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历史。

一、国民党军退出、日军只攻不占的真空状态：晋察冀根据地的初创

日军进攻绥远、雁北，国民党军节节溃退。战争摧残，往昔井然有序的环境凌乱不堪。路沟散置多被遗弃的机枪、山炮和一箱箱子弹，任凭日洒雨淋，溃兵践踏。路旁田野散落着炸弹坑、烧焦的汽车、破衣烂鞋、罐头盒、国民党军旗、日军的传单等。国民党溃军一路撤一路骂，一路抢一路吃。国民党地方政权的一些县长，亦在溃军要钱、要大烟和沿路抢掠的威胁下，弃城逃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一些爱国分子在坚持抵抗。一批爱国军官留在华北坚持抗日。不愿做亡国奴的民众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田园的口号下，以各种名义组织起来，和日军作战。另有一些积极抗日的军官，得到政府或地方军事机关的承认，在华北建立游击队，派人就地收纳流亡散兵。如留在晋东北的一部分晋绥军，五十三军旧部组织人民自卫军，孙殿英委派的各路游击司令，张仲翰组织的河北民军，孟庆山的游击军，以及各种自发的人民抗日军等。

战争破坏了既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为了“守土抗战”，阎锡山想借助新军和牺盟会在敌后维持局面，9月上旬命薄一波带领决死一纵队开到五台县。中旬，任命牺盟会会员宋劭文为五台县县长。后来，雁门关、平型关相继失守，国民党军全面溃退，散兵游勇沿路抢劫，兵荒马乱，百姓恐慌，政府机关在溃兵骚扰下停止正常办公。面对混乱失序状态，阎锡山较为着急，为维持抗战，亟须重建政权，恢复社会秩序。11月初，山西省政府要宋劭文到太原接受任命状。宋劭文派娄凝先在太原办理。娄除带政治主任、任命状和关防外，还带了一部电台及电台工作人员3人，一个警卫班的枪支、9箱子弹等，从太原返回五台，组建五台县政权。在没有军事保障的情况下，他们重建秩序的工作十分困难。幸好得到了八路军的强有力支持，才得以逐步开展。

太原失守，毛泽东断定国民党及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在日军打击下，已基本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则要中共和八路军在统一战线中执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大问题上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分兵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据此，中共将华北八路军分为四大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一一五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地区；一二〇师开辟晋西北地区；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地区；聂荣臻率领一一五师一部开辟五台山周围的晋东北地区。

晋东北地区是晋察冀的核心区。中共的意图是以晋东北地区为前哨，辐射晋察冀地区，进而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因晋察冀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4条铁路之间，便于威胁日军对交通线的控制；且处在太行山、五台山和恒山联互交错的山地区域中，到处可以居高临下，攻击日军，各山脉之间易于联络，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作战；更何况该区域民众直接遭受了日军的杀戮，仇视日军，抗日情绪高，容易发动。另外，此地离苏联近，便于打通国际通道。聂荣臻认为，能在此地成功创建抗日根据地，就会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日军的战略要点，牵制日军进攻。

可见，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迫切和必要的。那么，如何才能创建根据地?具体办法是，在靠近铁路、公路地方，先开展工作，北向平绥路，东向平汉路，南向正太路沿线发展。在收复的涞源、蔚县、繁峙、广灵、灵丘、曲阳、完县、唐县等地，积极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做好抗击日军进犯准备。八路军所到之处，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武器弹药，按政策筹集粮饷。作战的方法，是多打小胜仗，积小胜为大胜，一般不和日军硬打硬拼，在胜利中提高群众对游击战的信心，使抗战的武装动员工作便于进行。当然，地形险峻是创建根据地考虑的首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民群众。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展开主要凭借的是山和人，其中人尤为关键，即群众的发动至关重要。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后，回避与日军正面作战，潜入日军侧面或后方展开游击战。在忻口战役时期，进入五台县城的八路军一部，驻扎了一些兵力，开展政治工作，安排数十名政治工作人员，负责组织民众与进行抗日宣传。

驻扎在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邓小平和驻扎在东茹村的总政领导人杨尚昆、傅钟、黄克诚、陆定一等，在五台县牺盟会杜向光、于寿康等人的帮助下，以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为前提，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开辟五台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在五台县分兵发动群众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即政权完全是中共式的，又有阎锡山抗战动员政策的支持，不受日军干扰，八路军能够借助统一战线顺利发展党组织和民众团体，并取得群众信任和拥护。当时，原有的国民党政权瘫痪，日军攻破平型关，向忻口进发，一般不在沦陷区驻兵，只驻守重要据点。由此，五台山及其东部山岳地带，东西约15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日军从未驻兵。五台县又是阎锡山的故乡，阎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大部分土地被阎的亲朋或山西官僚占有，佃农和小自耕农从属于他们。这一状况表明五台县存在不合理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存在中共群众动员的空间，不过它亦有民众值得称道和感觉优越的方面，在山西素有“会说五台话，即把洋刀挎”“督军姓什，们姓什，们和督军门对门”的民间话语。这些话语反映了具有五台籍身份者能够享受到的一些特权。当地民众之所以获得特权，缘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显然，他们作为阎锡山的庇护者或利益的受益者，却首先遭受了战争，不论地富还是贫民阶层，都会支持阎锡山的守土抗战。以此推断，五台县县长宋劭文抗日工作的开展，在地方上不会有太多阻力。被阎锡山认定为“自己人”的宋劭文，又具有中共特殊党员身份。五台县的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使在该地坚持游击战的八路军犹如进入“无人之境”，只要遵循统一战线原则，尊重阎锡山的号令，利用阎锡山的革新政策，就相对容易展开战略部署。

正因为有这样的便利条件，中共首选在五台开辟根据地。八路军总政派民运部王逸群、洪水、罗亦经、李长举、杨茹德、李志明等留在五台县，广泛宣传发动，组织动员委员会。抽调赵尔陆、郭天明、刘兴阮、赵冠英、汪之力、林则标、韩伟、曾美、肖文玖、谢明等带总部直属队，与红军老战士两个连，留在五台地区，扩大军队建设。五台牺盟会负责人程宏毅、李希庚、戴新民等，带领会员配合民运部和八路军，分工深入基层：田洪涛、李庚尧在城关(一区)，李志明到耿镇(二区)，胡开明、穆岳、谢明到白家庄(三区)，洪水到东冶(四区)，杨茹德到豆村(五区)，罗亦经在台怀(六区)。与牺盟会一起，联络抗日积极分子，吸收知识分子，动员各阶层爱国人士，组建战地动员委员会。至9月底，全县区村建立了动委会。10月，根据阎锡山的指令，在县政府、八路军、民众团体参加之下召开大会，建立了“五台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县长宋劭文担任动委会主任，在各区村设立区村动员委员会，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进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保卫五台等宣传。

为使八路军游击战战略在晋察冀展开，一一五师主力向晋西转移时，给聂荣臻留下师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的两个队，和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部带两个连，以及团部的政治处、供给处，再加上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派往平山、井陉、平定地区的工作团，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派往平山、盂县地区的工作团，六八五团的一个连和孙毅带领的随营学校，这些人员加在一起有3000多人。与开拓其他根据地相比，创建晋东北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相对较少。何以会如此?主要原因是上文提及的，以五台为中心的区域几乎没有日军，没有国民党军，重新建立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共式的，而且倾向中共的抗敌决死一纵队，在此地亦短暂停留并协助建立根据地。政治及军事的真空，与对县政的绝对掌控，是八路军在此地能够很快站得住脚的基础。

八路军进入时，五台山区正值秋冬转换季节，天气寒冷，士兵没有棉衣，穿的是草鞋，给养困难，运输和物资不易筹措。败退的国民党军牵走大批驮骡、毛驴，驮着家私和女人逃跑。而八路军兵力却十分薄弱，即使想武装群众，群众武装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训练为正规军。新建立的自卫队和游击队，普遍缺乏武器。

创建根据地困难重重，但聂荣臻在地方党支持下，首先在五台山区域建立了军区，确定八路军在晋察冀地区的合法活动区域与秩序管控范围。为使晋察冀军区得到地方政权支持，八路军总部从五台撤退前，邓小平特意将任山西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五台县县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宋劭文介绍给聂荣臻，告知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由聂荣臻担任军区司令兼政委，要宋积极配合。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查国祯为供给部部长，叶青山为卫生部部长。军区在五台石咀普救寺召开小型庆祝会并宣告成立，军区主力部队仍驻五台山寺庙。庆祝会后，晋察冀军区机关分驻各村。司令部设于金岗库村，政治部驻在大甘河村，供给部驻在耿镇，卫生所驻在河沁村，抗敌报社驻在大甘河村，随营学校设在白头庵，印刷厂设在蛤蟆石村。军区机关分散驻扎，利于机关的保密和安全。

宋劭文通过地方党和政权大力支持聂荣臻的活动，以公署名义将晋察冀军区成立之事上报阎锡山。阎锡山十分支持晋察冀军区。究其原因，一是八路军在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是在为山西抗击日军，在某种意义上亦在帮助阎锡山重建晋东北社会秩序。日军进攻雁北时，阎就曾建议中共将八路军置于五台山地区，将派一个集团军与中共联合，坚持游击战。晋察冀军区的建立正好实现了阎锡山的战略构想。二是宋劭文是阎锡山委任的地方官，在阎心中，宋是他的人，宋劭文掌握的五台县政归属国民党山西省政府。而八路军建立之军区恰恰可以为五台县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提供军事保障。借中共的武装，为他守护家园，何乐而不为?三是阎锡山与中共早已存在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是得到阎锡山和国民政府同意的。军区是开展游击战的战略基地，阎理所当然应支持。

客观形势的变化对晋察冀军区的创建亦十分有利。当时，日军正集中力量长驱直进，忙于进攻太原，后方相对空虚。广灵城只有几十个日军，灵丘城的日军亦不多，日军在敌后只有少数兵力占据县城，保护他们的交通线。基于这种有利形势，八路军抓住时机，向晋察冀边界的广大地区拓展。杨成武率领的独立团在腰站战斗后，于10月初夜袭涞源城，光复涞源。不久又成功进行了冯家沟伏击战，乘胜收复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源、易县等县城，开始向平西、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挺进，打开晋察冀边区的北部局面。收复失地同时，八路军自身亦在扩充。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下辖三个团，杨成武、邓华分任师长和师政治委员。赵尔陆率领的工作团和少数部队，活跃在五台山以西地区，排除国民党军溃兵的骚扰，扫除发动群众的障碍，使开辟地区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工作迅速展开，在晋察冀边区的西部奠定基础。王平等人率领的工作团和刘云彪率领的骑兵营，以阜平为中心，在附近各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成立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着手建立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发展出若干支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把抗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深入偏僻山村，使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逐步稳定。周建屏和刘道生等人率领的工作团和部分军队活跃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他们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在平山建立了以平山子弟为主的平山团，在井陉、获鹿、正定、平定、阳泉、寿阳等地农村组织起若干支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南部亦出现新的局面。

游击支队所到之处，毁敌交通，推翻伪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机关，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然而，民众武装很难在短时间内训练成为坚韧不拔的战斗队伍，且在日军的四面包围和威胁中，散兵土匪到处弥漫，没有受过军事政治教育的民众大多四散逃亡。加之汉奸乘机造谣，诱惑群众不要参加武装部队，要安心做日本的“顺民”，动摇了许多非抗日分子。固然，日军残暴的抢掠、奸淫与屠杀，使民众在愤恨中燃起了反抗的烈火，八路军游击支队的战斗，亦引起了群众的恻隐心理，①但是，乡村民众未被深入和普遍地发动起来，仍处于观望状态。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日军侵华未深入广大农村，农村知道“鬼子”来了，可他们的切身利益未受到损失，对民众动员比较冷漠；二是民众即使与日军有了正面接触，对于素来不关心政治的广大民众而言，也觉得抗日与已无关；三是民众没有得到动员的实惠，作为利益层面比较理性的农民来讲，不会普遍为抗日随意付出；四是日军侵华还未广泛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根据地创建起初群众动员工作艰辛，但中共统战工作的努力还是有所收获的。五台山僧众十分支持抗日，一则他们受民族主义意识的感召。二则中共地下党员在其中的动员发挥了作用。三则晋察冀军区建立后，八路军领导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动员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如五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区长李彦，为动员僧众抗日，化装成和尚，在五台山一带开展抗日宣传。聂荣臻亦多次召集僧众举行座谈会，讲解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僧众组织佛教救国会。僧众在统一战线引导下，建立了佛教救国会。由此，台怀境内48座青庙、21座黄庙的各族僧人1200人参加了这一组织，将18岁至25岁的青年僧人组成抗日自卫队，由成宣、慈荫两个和尚担任分队长，在第六区抗日自卫队总队长赖还义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随着八路军占领区在敌后的逐步扩张，兵源的扩充，游击队规模的扩大，各区武装相对分散、管理较为混乱的弊病日益显现。为统一组织并加强管理，八路军总部决定，建立隶属于晋察冀军区的四大军分区。11月13日，聂荣臻下令成立军分区：第一军分区由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雁北、察南、平西、平汉路保定至北平段以西的冀西地区；第二军分区由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晋东北和太原以北的晋北地区；第三军分区由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及部分路东地区；第四军分区由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四大军分区的划定，规范了八路军各游击支队的活动范围，在行政区划上明确了各自的界限，使其有了各自防地的归属感和建设任务，便于统一领导，分散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

同时，考虑到晋东北关系比较复杂，阎锡山在此地经营多年，他的老家亦在此，阎势力相对强势，为避免与其发生冲突，聂荣臻等人觉得军区指挥机关设在五台并不适宜，遂选中河北阜平。阜平“既不富又不平”，山势险要，利于政权机关隐蔽集结，有革命基础，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就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而且担任抗日政府县长的张苏，欢迎军区领导机关迁往阜平。基于这些因素，军区领导机关在11月18日下午正式迁到阜平。

随着军区的巩固和拓展，八路军及其游击队的日益壮大，干部匮乏的问题愈加严重。为解决这一难题，晋察冀军区在一一五师随营学校基础上，创办了一所短期军政学校。目标是培养实际工作干部，学习内容是“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员就学什么，教员就教什么，学校要提倡自觉的纪律，自由的研究精神”。军区还在海慧庵建立农民干部学校，从农村吸收500名新干部进行培训，拓展干部的来源渠道。同时，为武装群众，聂荣臻还专门抽出干部和战士负责民兵训练，上政治课，教射击、投弹，练刺杀和各种游击战术。通过军政干部的培养与其耐心深入的宣传工作，发动了不少有觉悟的群众。他们积极参加游击队和义勇军，军队的数量有所扩增，但问题亦随之产生。仓促中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和义勇军，毫无作战经验，军区又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容地训练他们，可出于时机和现实需要，只好迅速将其集中编成队伍，即时开到前线，依赖部队中个别干部和战士的教育，

指导他们和日军作战。即便如此，干部缺乏的问题仍困扰着中共。新建立的武装队伍需要干部，各方面的工作亦需要干部。干部究竟从哪里来?毕竟八路军能够输送的干部十分有限。现实环境对干部的需求超过了干部的供应，干部一时难以补给，只好仍从军队中选拔，结果资格稍为“老”的特务员、勤务员，以至于马夫、伙夫，都充当了部长或指导员。

除干部匮乏制约军区发展外，日军冲击亦是军区发展的一大障碍。军区建立不到半个月就遭到日军的打压。由于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游击队控制正太、同蒲、平汉三条铁路线，它们是日军南进的军事要道，同时游击队威胁到日军向西北及外蒙古进攻的军事要道平绥线，日军为保证后方及铁路运输安全，尤其是在加伦将军发布苏联将要武装制止日军对华侵略的宣言后，日军集结山西中部向晋南进攻的2万多兵力，转向晋东北，分别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沿线，分八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军区组织反敌围攻战，取得胜利，并在阜平县召集全军区部队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着重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并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强化以党领军的管理模式，巩固军区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绝对领导。

二、名为阎实为共的边区政权：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

太原沦陷，国民党山西政权基本垮台，只有阎锡山的流动政权仍在坚持抗日。整个晋东北地区，除五台、盂县两个县政府，由宋劭文和胡仁奎勉强维持外，其他各县政府官员大多逃散，政治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欺骗造谣，人民心绪不安。不少人对国家前途失去信心，悲观绝望情绪笼罩着整个战区。

八路军进入晋察冀，各地开始建立群众性的半政权机构。晋东北各县及冀西某些县份的动委会、冀西沿平汉线两侧某些县份的自卫队、冀中各县的抗日救国会等组织相继建立。它们的任务是担负战时地方的一切动员工作，维持地方秩序，是临时性的非政权组织，不能作为长期抗战中唯一合理的政权形式。名称既不统一，抗日活动办法亦不尽相同，其最高机关只能到县一级。面对国民党政权的坍塌，秩序重构需要建立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有了合法的政权机构，民众就有了依靠及受管控的政治组织，社会由乱到治就有了保障。那么，成立什么样的政权组织才适宜?如何成立这一政权?对于管控该区的聂荣臻而言，他在五台山就考虑过，试想根据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此曾与宋劭文进行商讨。就在聂荣臻考虑建立政权组织时，事实上视山西为生命的阎锡山早已在考虑这一问题。

阎锡山撤往临汾时，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就曾发电报给宋劭文，令宋全权处理晋东北事务。实际身份为中共党员的宋劭文，获此“尚方宝剑”，着手建立抗日政权，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委派县长；(2)收集财物，支援八路军；(3)筹备建立晋察冀边区政府；(4)推动统一战线工作。令人疑惑的是，宋劭文既然是中共党员，且在晋东北有八路军的保护，何以还要听从阎锡山的号令，而不以中共的政策为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呢?当时，这样做不具备条件。第二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是阎锡山，八路军亦要服从阎锡山的领导，更何况宋劭文是由阎锡山任命的，若不服从阎的领导，经费的获取就存在极大困难，名分亦会受到社会质疑。此外，阎锡山统治山西多年，民众从心理上只接受阎的管控，不论是宋劭文抑或牺盟会会员，在动员民众时，打出的口号都是以阎锡山为中心，动员的政策亦是阎锡山制定的。毕竟这一时期中共在民众中的影响还很薄弱，八路军良好的军纪倒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过还未达到民众对中共式的政权足够信任的程度。当然，中共限于统一战线束缚，亦不敢公开建立由其一元化领导的抗日政权。

机缘总是给有准备的中共党一再创造有利条件。日军放弃华北持久战，重心南移，为晋察冀军区的政权建设创造了机遇。南京失守后，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进行长期战争。1938年1月20日，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拟订《昭和13(1938)年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案》，制定了详细的持久战作战计划，在军事方面提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战略，其中第一阶段方案提出所谓“消极持久战”的概念，时间为1938年至1939年上半年，日军计划攻占广州、平定黄河以北，然后转入战略盘整态势，将战略重点由进攻转入防守，限制占领地域的增加，组建守备兵力，代替当前的驻守部队，动员训练新兵，接替复员老兵，建设城防，以最大限度地节约兵力。然日军占领南京，军中弥漫着乐观而亢奋的进攻情绪，“消极持久战”战略仅停留在字面上，其推出后，立即引起日军内部的激烈反对。日军再次转入对“决胜”的投机中，连续发起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日军短时间内迅速扩张的占领区范围，远远超过了日军与傀儡政权的统治能力，广阔而无法完全掌控的占领区，不仅极大地增加了日军的战争消耗，而且为抗战力量在敌后发展创造了空间。

日军主力南移，华北处于相对真空状态，日军兵力不足，战线过长，只控制了太原至大同和正太铁路沿线城镇。各县伪组织维持会虽成立，但对农村控制力很弱。尤其是日军向同蒲南路的集中或南下，为晋东北基层政权重建留有缝隙。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第一行政公署迅速委派各县县长，占领广大农村与未沦陷的一些城镇，扩大根据地。当时留在五台、盂县的牺盟会干部以及地方上的进步青年，先后被委派到晋东北18个县，任县长的有10多人，如于寿康、杜向光、赵鹏飞、苏应明、康瑞华、刘鸿达、马志远、王仁山、何延川、郝性怡、常友琴等。这些进步县长到任后，发出安民布告，建立抗日政府和乡镇组织，安定民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体，开展减租减息、动员新战士、收集枪支武器、建立县游击队、实行合理负担、筹粮筹款供应游击队等项工作。

晋东北地区抗日政权的建立，使民众动员工作变得可行。到1937年底，晋东北地区和各县相继建立起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种救国会组织。其中，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牺盟会在中共统一领导下协助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为了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各县抓紧时机扩充八路军。第一行政公署抓紧时间收集财物，支援部队。经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阎锡山送给几万元，二是五台县的田赋税收上缴一部分，三是从阎锡山的管家裴斌丞手上搞到上万元。这样，宋劭文就掌握了10多万元现金，将其全部支援给八路军，充作晋察冀军区初建时的经费。粮食方面，各县实行合理负担，从地主、富农手上征得粮食，除供游击队食用一部分外，其余全部供给八路军。同时，宋劭文还以行政公署名义，收罗阎锡山留在晋东北的各个小单位，进行整编。其中有五台和盂县的军电局、兵站、防空观察站、执法连和电台报务员、望远镜等。这些物资供应被军区和政府合理利用。

在军政组织同步快速发展中，晋东北、冀西、冀中、察南已形成连成一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统一边区政府成立的时机逐渐成熟。聂荣臻与宋劭文商量，为了更好地坚持敌后游击战，决定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这样做有利于统一领导，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征粮征税，支援前线。于是，就在晋察冀军区机关到达阜平的当天，聂荣臻和宋劭文出面，召集冀察两省各军、政、民领导人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赞同组织全边区临时政权机关。12月5日，阜平城挂起“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的牌子。筹备委员会由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察哈尔人)、王斐然(河北人)五人组成。委员会代表从部队、群众团体和各县选派，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定于1938年1月10—15日在阜平县城召开。相关负责人分别到山西、平汉路东及冀西各县接洽，与各抗日部队、抗日团体、各县动委会以及自行成立的抗日机构交换意见，各机构及组织较为响应。

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的建立获得了国民政府批准。中共虽与国民党实现合作，但没有筹建政权的权力。为使边区政府的成立能得到国民党政权批准，从1937年11月起，宋劭文就给阎锡山先后发了7封电报，但并未即时得到阎锡山的回电。直到11月下旬，胡仁奎由盂县调回第一行政公署，宋劭文与胡商量后，又给阎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不仅对抗战有利，亦能为山西扩充地盘，边区政府人选大多由宋劭文控制，建议由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娄凝先、李杰庸、张苏、聂荣臻、吕正操、孙志远等9人为边区政府委员，由宋劭文兼任主席，胡仁奎任副主席。其中，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娄凝先、李杰庸五人系国民党山西政权的代表，除刘奠基为国民党党员外，余皆为牺盟会会员，聂荣臻代表八路军，东北军团长吕正操代表冀中军区。这样，山西籍人士及牺盟会员主导的政权引起阎锡山的好感，委员名单得到阎的同意。12月中旬，阎锡山复电同意筹建边区政府，但需待国民党行政院批准后再办。

晋察冀地区是阎锡山第二战区统辖的范围，国民党中央政权毕竟“天高皇帝远”，一般不过问该区的行政，何况当时日军正穷追不舍进攻国民党军，逼迫蒋介石屈服，蒋介石根本无暇顾及华北局势。因此，阎锡山在该区具有完全的决策权。在获得阎锡山同意后，聂荣臻和宋劭文等人以为创建边区政府之事基本实现，遂遵照前议。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49人，其中有中共代表、国民党代表、各抗日军队代表、各抗日阶层代表，蒙、回等少数民族代表，以及晋察冀三省部分县的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代表，并有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他们代表边区39个县的政府和1000余万人民，代表着拥有120万群众的114个群众团体，代表着边区内的正规军(包括八路军和坚持抗日的旧军队)、游击队、自卫队，代表着国共两党。

会议决定统一边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教育等主要提案，通过了在国民政府、蒋介石、阎锡山、程潜领导下“精诚团结”"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宣言和通电，选举宋劭文、聂荣臻、刘奠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孙志远、张苏、娄凝先9人为委员，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宋劭文任主席兼财政厅厅长，胡仁奎兼民政厅厅长，张苏兼实业厅厅长，刘奠基兼教育厅厅长，娄凝先兼秘书长。1月15日，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以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宣言。1938年2月上旬，阎锡山转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成立边区政府的电报，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政府合法化。

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一个由军政民代表组成的统一战线的联合政权，从其产生的程序和政权结构看，它遵循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是“国民党抗日政权”，可从它产生及其运行的主导方来看，政权最高领袖的身份是“明国暗共”，政权委员会及各部门负责人大多由中共地下党员构成，它的实质是中共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为中共的抗日及发展战略服务的，是中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长和发展的合法外衣。行政区划主要有北岳、冀中、冀热辽三区，覆盖同蒲路以东、正太路以北、伪满洲国热河省的南半部共108县。北岳区是险要山地，不宜大部队作战，矿产资源丰富，农作物缺乏。冀中区是平原，农产品丰富，在地形上不易展开游击战。两大区优势互补，紧密结合，互相支援。而冀热辽区山地平原交错，适于游击战，且是连接伪满洲国与华北的要地。

那么，八路军在晋察冀究竟如何动员民众?前文仅从上层政治关系做了一些讨论，其实从微观层面进行透视，或许更能呈现八路军的扎根轨迹。《王恩茂日记》在民众动员方面留下大量的历史记述，为考察八路军在乡村的立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王恩茂于1937年12月由一二〇师政治部调回三五九旅工作，任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8年5月27日，三五九旅转到雁北活动，任务是消灭敌后日军薄弱兵力、收复失地、恢复抗日政权、扩大部队、培养地方抗日武装、筹粮和筹款。为实现目标，他们的宣传队每到一地就画壁画，贴宣传品，动员群众烧开水给后面的部队喝。

6月14日，三五九旅旅直、七一七团到达桑干河南岸，七一八团除三营留浑源西北地区外，其余亦到了桑干河南岸。他们驻军灵丘王庄堡时，修改供给部向地方筹粮的信函，送给金峰殿以北有粮食的住户，请他们自动送粮食给八路军。同时获悉广灵有日军数十人，洗马庄有少数伪军，暖泉镇有日军数十人，蔚县有日军200多人，西合营有日军数十人。掌握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后，八路军开至广、浑之间开展地方工作，以使之成为八路军的根据地，重点解决人员、粮食、物资、资材等。具体任务为：(1)打击伪军，肃清汉奸，消灭土匪；(2)争取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3)扩大部队；(4)收集资材、筹款；(5)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牺盟会和农会等群众团体，恢复政权，成立区公所；(6)破坏敌人交通。

之后针对这些任务，逐一落实。打击破坏抗日活动的落后分子，在赵壁镇处决反抗命令、阴谋打死教导营干部、散布汉奸言论的李珠珠。在乡村建立党支部，吸收游击队和筹粮。驻军广灵县属第二区上白羊村，则弄清附近情况，决定四队的工作区域，一、二队和骑兵连的民运组分散做地方工作；一、二队和骑兵连集中上白羊，随时派出打土匪、打汉奸、打日寇，破坏交通。工作区域划为四路，东路为庄头、南村、北土岭、沙泉，由胡炎奎和徐大怀负责；南路为下林关、上林关、堰子，由王名儒和彭学元负责；西路为下白羊、黑土窥，由郑佳谷和张凤山负责；北路为南坪、曹庄、底家庄，由颜凤前和罗招仔负责。他们需在半个月内于每个主村建立一个支部，各路扩大10人，在每个主村建立一支由30至50人组成的游击队，筹粮14000斤供八路军半月使用，东、北路各5000斤，西、南路各2000斤；筹款15000元，东、北路各5000元，西路2000元，南路3000元。

划定具体负责区域后，二队即派一排到南村与赵家坪中间破坏汽车路，顺利完成任务。一队派一排到南村以东破坏汽车路，群众踊跃参加，自动背起锄头和铲锹配合破路行动。二队派侦察员到望狐、吕家洼侦察，发现五凤关无土匪。王恩茂还给四队做地方工作的相关负责人上课，讲授如何完成地方工作：(1)恢复抗日政权；(2)建立党的组织；(3)宣传、教育、争取、组织群众；(4)彻底肃清汉奸。不过据侦察报告，南村以东经常有零散自卫团(汉奸武装)和土匪出没，广灵城内的敌人，因受一军分区部队在东关的袭击，不敢出来。八路军遂派出骑兵连到南村以东李家窑等地驻扎，打击“自卫团”，捉汉奸，消灭零散土匪，动员群众破坏汽车路，掩护东路工作团安全地进行工作。白沙村因有土匪抢东西，井沟、曹庄有伪军压迫群众修汽车路，汉奸经常活动。因此，又派出二队一排到南坪，消灭土匪，捉汉奸，消灭压迫群众修汽车路的“自卫团”。王恩茂还主动与上白羊的学生谈话，吸引他们做抗日救亡工作，以争取他们参加部队。为此，计划开办民运训练班，吸收他们到训练班。随即起草了民运训练班简章，发给各村，召集青年学生和教员进行受训。

严厉镇压汉奸，激发乡村的抗日热情。下白羊村、南村、北土岭村村干不断将汉奸送给八路军，这些汉奸忠实于日军，帮助日军压迫群众修汽车路、派警察、派“自卫队”、派牲口、派粮草。八路军进驻后，汉奸仍执行日军指令，帮助日军反对八路军。7月15日，八路军地方工作队召集各村村长、村副到上白羊开联席会议，上下白羊、黑土麻、张家洼、上下林关、南村、沙泉、望狐、李家窑、上寺、黄龙、白庄、桥头、南坪、冯庄等16个村长、村副到会。会议内容为：(1)抗日政权的条件和汉奸政权的区别；(2)成立游击队的意义和办法；(3)肃清汉奸的办法。讨论中，各村村长认为成立游击队必须通过抽签，非抽签不能成立。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游击队需宣传解释，优待家属，选举人选，反对破坏成立游击队的行为。

此外，为了很好地落实动员工作，王恩茂在17日专门到上白羊村公所，检查组织游击队的工作。当时上白羊游击队只有4人，并准备在18日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加入游击队。同时，他又到下白羊检查游击队的成立，他们有25个游击队员，先是通过抽签决定人选，后来改变方法，由群众公举游击队员人选，使群众自愿参加游击队。但选举出的游击队员都存在家属困难问题。许多家属说，“我是守寡养大这个儿子”；“我的儿子去了，我没有人招呼，担水都没有人”；“我的儿子爱国，但是我家里没有人做工”。八路军工作人员则向他们解释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办法。他们又问：“你们走了我就没有人管?”王恩茂答称：“抗日军人不会走，并且一定有人管。”这些细致入微的解释和耐心的教育，使游击队员家属释怀。

同时，召集各路工作团主任会议，检查11日到17日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有：(1)组织了280多名游击队员，增加了38个新战士；(2)成立了一个28人的民运训练班；(3)发展了8个党员，填了一些入党介绍表；(4)筹现款300多元，筹粮15000多斤。工作缺点有：(1)组织游击队强迫命令、抽签的现象仍存在。如梁庄工作的人员只是向村长要组织游击队几十个人，不能组织即要捆村长；庄头工作人员同样要村长拿出花名册，村长不拿即威胁村长；南村、赵家坪、庄头还犯了抽签的错误；工作团人员只是依靠政权要组织游击队(如下白羊、上白羊)，自己却很少深入群众中做组织游击队员的工作；缺乏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以争取群众加入游击队。(2)发展党的工作做得很差，十几天只发展了8个党员。南路工作团有两个开小差的；有不团结的现象；个别人员工作不主动、不深入。

为了组织游击队，克服群众动员中的困难，首先经过政治宣传，提出加入游击队打日本、打汉奸、打土匪等口号，说明了游击队是什么，为什么需要组织游击队。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写标语口号，使群众懂得组织游击队的意义。同时逮捕几个最坏的汉奸村长，从反汉奸的斗争中，组织游击队。通过这些举措，改变了以前大部分村长对组织游击队采取的观望、不负责的态度，使各村长认为组织游击队是自己的事情，经常到营部请教如何组织游击队。抛弃“抓字”“抽签”派人当兵的陈旧方式，坚持群众自愿加入游击队原则，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采取先争取个别人自愿加入游击队，但自动加入者很少，为了在很短时间组织足够的游击队，则采取群众选举办法，召集村一级负责人员会议，决定能够当游击队员的人参加游击队，然后工作团一个一个解释说服，召集群众大会通过。还采取优待办法，发动群众慰劳，请游击队员家属吃饭，减少游击队员家属的阻拦。

准备公审大会，组织临时法庭，惩处汉奸，激发民众的抗日情绪。汉奸王永年和韩振威被处决后，群众感到十分痛快。召集下白羊的地主谈话，要他们捐款帮助抗日军队。谈话内容围绕如下几点。(1)为什么要他们捐款?①区公所成立要用钱；②游击队要用钱；③抗日军在敌人后方作战，经费给养因交通关系发生困难，蒋介石命令由地方解决。(2)说服他们：①前方抗战将士能够牺牲性命，有钱的牺牲一点钱是没有关系的；②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应服从民族利益；③有钱的出钱，日军来了什么都不能保全；④地主以困难为由不出钱，但八路军比地主更困难，国家也很困难。(3)鼓励他们出款。经过谈话，地主捐了近2000元。

此外，还成立区公所，摧毁汉奸政权，恢复一个区的抗日政权，统一全区领导。抗日政权施政的具体方针如下。(1)动员组织武装千百万民众参加抗战。(2)改善民生。(3)实现民主。抗日区、村公所的任务是武装民众，镇压汉奸，筹款及筹粮。(4)抗日政权的工作方式为：①适合战争的环境；②多用说服教育代替强迫命令；③面向民众，反对官僚主义，公务人员要坚决领导抗日斗争，不动摇、不悲观，廉洁公正、防止贪污腐化，艰苦工作，积极负责。

可见，八路军地方工作队主要是在军队掌控具体区域的基础上组建政权，通过宣传、说服教育，镇压汉奸、土匪，打击日伪军，维护地方秩序，取得地方民众信任，以政权和党支部的活动，进行筹粮、筹款和组织游击队，融入并掌控地方社会。

三、边区归属问题的落定：晋察冀边区由联合政权转变为中共政权

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各职能机构分工进一步明确，贯彻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制度建设上探索边区政治、经济和教育的革新与发展。在行政方面，划分了冀西区和冀中区，成立了两个政治主任公署。在主任公署下，又分区设专员公署。其中，晋东北专员公署直属边委会领导，冀西设置三个专员公署，冀中设置四个专员公署。1938年秋，又设置平西专员公署和察南、雁北办事处。在财政经济方面，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区银行钞票，征收救国公粮，设立税局，征收捐税，制定合理负担的办法征收农业税。在教育方面，恢复小学，建立中学。在实业方面，领导农业，兴办小型工矿企业。晋东北各项政府工作实际上统一由边区行政委员会领导，阎锡山对晋察冀边区的领导纯属名义上的。在政治方面，扫清所辖县份的汉奸伪政权与“维持会”，建立抗日政权。在边区政府作用下，敌伪统治少数城市的一些民众，甚至若干伪政权，接受和执行边区政府的命令，使用政府的钞票，赎买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向政府缴纳赋税，报告敌伪消息。从边区政府的施政措施看，它已发挥了一个健全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标志着根据地已成功建立，进入了有序的运行状态。

晋察冀边区政府实则受中共地下党的指导和管理，然从阎锡山角度而言，他误以为晋察冀边区是隶属他的政权组织。当阎锡山稍有喘息的机会，就企图重新掌控晋东北，在晋东北发展自己的武装，以防止中共势力在此扩大。由此，八路军与国民党、阎锡山的摩擦不断出现。它虽比其他区域的摩擦规模小，但亦持续了两年多。摩擦聚焦于军队和政权。阎锡山在晋西得到喘息，即欲在晋东北创建他的军队，一则利用溃兵游勇，占据晋东北一些区域，与八路军角力；二则试图组建由他统辖的抗日游击队。太原失守后，正太铁路沿线阎锡山的一部分溃军，退到盂县、寿阳一带。其中，晋绥军一名连长程琮，收拢千人自称团长，带领部队向五台县转移，企图在晋东北地区活动。为防止阎锡山势力向晋东北渗透，聂荣臻便想把这些溃兵缴械并改编，遂让宋劭文电告阎锡山。宋劭文还未来得及电告阎，八路军已将程琮缴械。此事被在五台、定襄一带盘踞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师师长金宪章得知，报告阎锡山。阎向八路军总部提出抗议，指责宋劭文“处置失当，应予申斥”。为了不得罪阎锡山，使阎继续相信宋劭文以及政权在他手中，聂荣臻当即与宋劭文商定，将程琮团交还阎锡山。可程琮的兵站运转队却不愿再追随程，表示愿归附专员公署，随即被编为公署行政保卫队。程琮团回到晋绥军后，阎锡山将它划入新编第二师金宪章部。新编第二师效忠于阎锡山，却因置于八路军各军区的威慑中，不敢与八路军抗衡，在晋东北毫无活动空间。1939年夏，受日军威逼，新编第二师跨越正太线逃跑时溃散。

1938年春，阎锡山得知逃回五台河边村的阎太平与留在代县的侯兆麟两部后，分别委任他们为山西第一、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阎太平是晋绥军的一个团长，与阎锡山有亲戚关系，侯兆麟为山西省保安副司令。两部在晋东北，很难得到当地政权和民众的支持。由于当时晋东北各县大多在中共及其边区政府管控下，阎太平和侯兆麟只是空头司令，根本无法扩兵。即使阎太平有一个营，亦是中共为了巩固统一战线，考虑到他是阎锡山的亲戚，有意拉拢他，故意将执法连改编为执法营，送给他的。中共之所以这样做，缘于阎太平回到五台县河边村时，正巧遇到阎锡山的家被中共东冶区委书记领导的群众抄家。中共自感行为有些过火，说服阎太平，只要他与八路军搞好关系，就将执法营交给他。阎太平则为中共从中疏通，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抄家行为得到阎锡山的谅解。不过，中共的执法营是否能够受阎太平节制，是值得怀疑的。

阎锡山势力向晋东北扩张失败，可阎并未放弃在晋东北建立武装的努力。5月，阎锡山欲在山西重建保安司令部，设晋东北为保安一区。6月间，他派赵承绶部一个团长郭如嵩为司令，任命宋劭文为保安一区政治主任，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到五台县东冶镇成立司令部，负责保安一团和阎太平的部队。宋劭文借为保安队派遣政工人员的机会，派中共地下党员于寿康、康瑞华等做保安队的政治工作，监控郭如嵩的动态。另外，晋绥军内部的矛盾，亦为中共在晋东北掌控阎锡山的武装提供了便利。代县侯兆麟在晋绥军的职位高于郭如嵩，既不愿受郭指挥，也不配合郭的扩兵工作。这样，郭的保安司令部就一直招不到兵。1938年秋，日军进行“大扫荡”,郭如嵩逃到晋西北，部队瓦解。阎太平被日军打死，部队逃散。侯兆麟部亦溃散。反“扫荡”结束，阎锡山派他的亲信杨澄源到晋东北设立指挥所，企图重建保安一区司令部，要求宋劭文兼司令、武世权为副司令，直接归杨澄源指挥。武世权从晋西北带来部队。可这支部队还未在晋东北站住脚，就遭遇日军攻击，纷纷逃逸。1939年夏，日军进攻定襄、五台，保安一区司令部最高指挥官杨澄源带着武世权逃走。由此，阎锡山在晋东北重组军队的企图落空，八路军力量迅猛发展。

在军事竞逐晋东北同时，阎锡山亦采取措施，监控边区政府是否仍为国民党政权。武汉失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各方势力进入休整状态。在这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中，阎锡山欲在山西广大的敌后地区重建由他控制的秩序。12月，阎锡山派民政厅厅长邱仰潜到晋东北视察，视察地域为五台、盂县、平山等县。视察任务是摸摸底细，搞清楚晋东北以及边区到底是“姓共”还是“姓阎”。当时，宋劭文告邱，晋东北离开边区不能存在，边区靠八路军支撑，没有八路军就没有边区；政府方面，“自己人占多数，我说话还算数，特别是晋东北的县长，都是听我的”。邱仰潜在晋东北视察期间，阎锡山亦打电报要宋劭文赴秋林开会，宋担心阎会借机将他调走，另派他人接任边区政府领导职务，则以公务繁忙为托词，建议胡仁奎参会。

阎锡山指定胡仁奎和刘奠基同往。胡、刘二人参加秋林会议期间，蒋介石电阎锡山要胡、刘赴重庆一行。胡、刘在重庆进行了4个多月的干校训练，携带电台返回边区，成立国民党晋察冀边区联合办事处，胡仁奎任主任，刘奠基任副主任，在各县建立国民党县党部。直到1941年反“扫荡”时，日军俘虏了联合办事处国民党的几名主要干部，国民党在边区的活动被迫停止。可见，阎锡山欲重新控制晋东北时，蒋介石亦不放松对山西的渗透，拉拢晋系政要，在晋察冀设立国民党中央的办事机构，恢复国民党县党部。幸好被拉拢者胡仁奎为中共秘密党员，他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暗中保护中共军政组织发展。

战争瞬息万变，日本侵华方针亦在不断改变，在持久战的设想下进行着速决战，贪婪的南进战略，使阎锡山有了休整的机会，并产生重整山西军政的想法。1939年春，为与晋东北各地的抗日民主政府颉颜，阎锡山决定成立山西第十一(专)区，从宋劭文管辖的晋东北20县中划出雁北8个县(灵丘、广灵、怀仁、大同、应县、浑源、山阴等县)成立专署，派白志沂为专员兼保安司令，带三个团到灵丘。宋劭文接到阎锡山命令，当即报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分局决定成立察南雁北办事处，派王斐然任主任，拒绝移交抗日县政府，抵制白志沂的征粮、征税、征兵。牺盟会在雁北亦参与斗争白志沂，使白在雁北未能接收到任何一个边区已经委派县长的县政府，他只得在灵丘等县另组县政府与抗日政府对抗。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阎锡山派出大批军队和政治人员，想从共产党、八路军手中“收复失地，夺取政权”。1939年7月，他首先派杨集贤的基干队200余人带着浑源、广灵、大同、应县、天镇、怀仁、阳高等8个县的县长来到雁北根据地桑干河西岸大同、天镇、阳高地区，企图夺取政权。结果基干队却被日军消灭于桑干河南岸的团堡山上。9月，阎锡山又委任白志沂为第十专区(辖灵丘、怀仁、浑源、应县、大同、山阴)专员兼保安司令，委任钟有德为副司令，带着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三团共1500人从晋西出发，经五台、繁峙进到雁北灵丘下关、独峪一带，图谋夺取根据地政权。在反击“反共高潮”形势下，白志沂被八路军打跑。1940年初，宋劭文和阎锡山断绝关系。晋察冀边区始由中共完全掌控。

总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由中共党人建立的，在阎看来，晋察冀抗日边区是他的，是他委任的正式官员宋劭文创办的，且从名分来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经过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授权的，确实隶属于阎锡山。不过，这只是一个名的问题，名义上受国民党节制，可以在法统和物资等方面获得支持。然从实的层面来讲，它是中共人士努力的结果，可以贴国民政府的标签，但不应是国民党的属地。而且，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阎锡山和中共展开了对晋东北的争夺，阎势力很难染指晋东北，而唯一可能使阎相信晋东北仍掌控于他的，是宋劭文对他的虚假报告。面对混乱的战局，他又不能不信任宋劭文把控的地方政权仍“姓阎”，甚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默认中共掌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现实，直到无法容忍中共力量在山西壮大时，与中共关系渐趋紧张，导致晋西事变发生。

（作者：张文俊，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原文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0辑，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