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中共沦陷城市工作政策探析——以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城工部门工作为中心

来源：河北党史网时间： 2024-03-14 字体：【大中小】

全面抗战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比沦陷城市工作更受各级党委的重视，留存的相关资料和已有的研究也更丰富，因而关于中共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动员内容及形式、特点等，学界已有很多论述。相比而言，有关中共在沦陷城市坚持开展秘密工作则鲜有研究。实际上，沦陷城市工作一直是中共坚持的工作之一，中共各级城工部门和地下组织一直从事着秘密抵抗活动，在抗战后期更被中共中央视为与根据地同等重要的工作，而为中共领导人所重视。到1945年，冀中区党委更是视“城市工作是今年三大任务之一”。

鉴于既有研究探讨了中共沦陷城市工作的政策和基本内容，但对沦陷城市工作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阐释不够，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中共出台新政策以后各级党委是怎样参与其中的，特别是各中央分局的指示在各区委、地委、县委是如何落实的，政策落实环节出现了哪些困境，上级又是如何应对的，最终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因中共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的沦陷城市开展了频繁的城市工作，靠近大城市的根据地党委也留下了比较丰富的档案资料，故本文将以华北重要城市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周边的中共晋察冀、山东分局城工部门的工作为主要对象进行考察。

一、沦陷城市工作政策的转变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主要精力在建立根据地和发展壮大武装力量上，相比而言，沦陷城市工作规模较小，在根据地未有专门的城工机构负责。但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离不开对沦陷城市各类资源的汲取。在物资上，根据地必需的各类资源特别是工业品，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沦陷城市。在人力资源上，根据地所需的技术人才有不少来源于知识分子聚集的大城市。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从1940年起，中共中央逐渐重视沦陷城市工作。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城委”）。3月18日，中央城委发出《中共中央城委关于开展敌后城市工作的指示》，根据此指示，各中央分局也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加强了对城市工作的领导。但这时期的城市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精干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是积蓄力量阶段。

沦陷城市工作政策的转变是在1944年以后。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对城市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指示各根据地的党委把城市工作当作与当前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努力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警，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就里应外合，进攻日寇，夺取战略城市与交通要道。

中共为何在此时要转变城市工作政策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端：

第一，城市工作是夺取华北城市的新战术。

1944年，随着二战形势的变化，日军败局已定，谋划战后是各个政治力量都需考虑的重要问题。豫湘桂战役后，国民党一败千里，势力局促于西南、西北。而中共在华北的优势地位相对凸显，要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攻占各根据地周围的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八路军单纯从外攻入城市还存在很大困难，城市工作则在反攻夺取城市时起着战术上的配合作用。

山东根据地威胁着济南、青岛等城市和津浦路，城市工作显得尤为重要。1943年7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就指出：“目前已处于准备反攻阶段，但我山东大城市工作尚十分薄弱，各级党还未认识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没有大城市工作的配合，将来争取反攻胜利是困难的或是不可能的道理。”为实现对敌斗争的总方针，“必须深入敌占城市工作，以长期埋伏，为反攻、为战后斗争作准备”。这些指示实际上将城市工作与反攻联系起来，更加凸显了城市工作的重要。

晋察冀根据地靠近平津和保定、石家庄以及平汉线，在八路军攻坚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城市工作关系着能否实现里应外合夺取这些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

第二，城市工作面临国民党的强力竞争。

由于国民党也在做沦陷城市工作，因此，中共面临着国民党的竞争。

准备起义的力量是城市工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从“里应”工作的角度看，城市工作的重点对象是城中的伪军伪警等有一定力量的群体，因为在中共看来，他们是里应外合武装起义的主力。伪军与国民党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们过去受国民党领导，仍与国特分子有联络来往，正统观念在伪军中扎根很深，所以中共要争取他们需要下大力气才能取得效果。而从中共角度看，争取伪军工作当时已远落后于国民党。在1943年，中共就认识到，“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就着眼到打入伪军伪组织，长期埋伏准备战后的问题，故先我取得先机，已有不小成就；我们则在战略上大大失算，需要从今后的努力来补救。”

中共争取城内市民也面临着国民党的竞争。当时，敌占城市人民的正统观念较深。1943年7月，山东分局指出：“城市人民对抗战虽有信心，但对抗战情况无具体了解，我党我军的影响仍不大。国民党活动较普遍，有力量，影响较大，人民正统观念较深。因此更说明开展城市工作的必要性。”1944年5月，山东分局指示鲁中区党委和济南工委：“由于我们过去对敌占城市宣传工作做得太差，由于敌人的欺骗蒙蔽，国特的造谣挑拨，我党我军在城市中的影响还不大，这于团结敌占城市不愿做亡国奴的群众及广大抗日民主的人士，对于日益迫近的反攻，争取战后优势是不利的。”

在上层人士中，国民党也加紧争取工作。冀中七地委城工部对1944年12月以来由于敌特的抓捕对于城市工作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其中谈到国民党对城市上层人士的活动情形，“由于盟军飞机对敌袭□，虽一方面提高了群众抗日情绪，但另一方面又给了国特以藉口之机，如说‘这都是中央的力量，八路军行吗？将来还是中央军的天下。’‘致使上层分子又更起对中央军的幻想与国特对群众的欺骗。’”

以上可知，国民党的城市工作对中共开展城市工作形成事实上的竞争关系。为争取民心，中共需要下大力气做好城市工作。

第三，城市工作基础薄弱现象亟待改变。

晋察冀分局的城市工作基础很薄弱，虽然“派了一些人到产业中、学校中及敌伪机关中去，都是单线的，还没有组织的发展。”冀中区邻近敌占城市多，认为“目前情况则城市工作是我们工作中最弱的一环”。山东分局也指出，过去的城市工作极其微弱，“我们的干部确实有些安于农村，忘了城市”。

为促进城市工作快速发展，1944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此后，各分局先后成立城市工作部，派遣干部到沦陷城市发展组织。

1944年7月，山东分局改城工科为城工部。滨海、鲁南、鲁中、胶东、渤海等区党委也建立城工部。在“各大城（济南、青岛、徐州、烟台）、津浦路、陇海路、胶济路铁路的各段、各矿区（淄博、泰南、章丘等）建立或加强工作委员会。”并决定在县以上各级党委成立城工部。9月，山东分局加大了抽调力度，“拟抽调干部人数，滨海五十，鲁南一百，鲁中二百五十，胶东三百，渤海四十，正在陆续抽调训练打入中”。“各大城（济南、青岛、徐州、烟台）……各战略区抽调干部，应占全数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

1944年秋，晋察冀城市工作委员会改为城市工作部。此后，所属各县各区乃至一些村都成立了城工组织，配有专门干部。冀中七地委在《关于建立城市工作组织机构的指示》中规定：“县设城工部，内设部长一，干事二人，城市附近不超过十里的村庄支部都设城工支委。”1945年2月，冀中九地委要求：“区设专职城工委员……有十个以上城市关系的村支部，亦设置城工委员。”

综上所述，抗战后期，特别是1944年以后，为达到里应外合夺取华北城市的目标，积极组织工人、苦力，瓦解伪军伪警，争取城市人心，与国民党竞争华北，成为中共动员各级党委和群众大力开展城市工作的重要目标。

二、城市工作政策贯彻落实中的偏差

从1944年6月中共中央城市工作政策的转变，到八九月间各中央分局对城市工作的布置，再到抗战胜利，约有一年时间。其间，各地在执行政策上是否有打折扣，遇到了哪些困境，中共又是如何应对的呢？虽然中共中央一再要求各地党委加大城市工作力度，但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委在长期的抗战过程中形成了重视根据地工作的惯性思维，对城市工作不甚重视，或信心不足，甚或应付了事，对城市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轻视等偏差现象。

第一，重根据地工作，轻视城市工作的现象。

地方党委忽视城市工作，这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冀中七地委检讨工作指出：“有的认为城市工作不如敌伪军工作现拔利（即现拾岗楼得枪支）。有的作完了组织工作开完了会再管城市工作，视城市工作是蹩脚工作付□任务，……对城市工作根本不管。不了解城内情况，不领导城市干部。”

一些地方党委领导认为城市工作只是城工部门的事，与本部门无关。如冀中区某县党委，开展城市工作已有三个月，“认为自己部门工作重要，城市工作不是自己专门负责的，本部门工作完不成，自己负责任，怕上级批评，城市工作完不成不要紧，自己不负责任。”一些党委领导信心不足，不相信八路军能攻占大中城市。1944年10月，渤海“城市工作……有很多干部在思想上不相信我们能占领大城市”。冀中区七地委在检讨工作时指出：“有的是依赖英美苏的援助，缺乏自力更生的思想。有的幻想着国民党，不相信自己有力量。”有的地方党委甚至忘掉了城市工作这一回事。到1945年4月，冀中七地委发现：“藁无将区党委开展城市工作的指示，在背包内背到现在，才取出来，好多县份对上级指示都未作精神讨论和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地方党委对城市工作重视与否关系着城市工作的成败，对城市工作一如既往的轻视也是首先要进行整顿的问题。

第二，舍不得抽调好干部，本位主义明显。

一些地方对城市工作说是重视，但舍不得抽调好干部。冀中七地委在干部配备上舍不得下本钱，“存在着狭隘的根据地保守观点，总不愿意动员一定的干部到城市中工作去，深怕根据地工作受损失。”“有的对干部配备上拖沓时间，质量太差。认为把好干部支用在城市工作岗位上是大材小用，还有的对领导上不能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结合起来统一计划与布置，使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对立起来。”“不愿把自己部门的干部□□到城市工作岗位上去，害怕自己部门工作受到损失，强调工作需要、干部缺乏等的理由，不顾全盘工作，不了解工作互相依存和发展的关系，坚持自己的本位观点。”地委领导如此，下级县委更为忽视城市工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的态度”。

舍不得抽调好干部表现在各地上送的做城市工作的干部和关系质量许多不合格，从以下例证可以看出。据1944年一项统计，可以看出冀中七地委所属各县向地委城工部上送的干部和关系数目及特征。从党群区别看，既有党员，也有群众，群众多于党员。从干部层次来看，既有县级干部，也有区干、村干和普通人，主要是以村干和普通人为主。见下表：

表1 向城工部送来与退回关系统计表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冀中七地委下的各县都存在着退回不合格上送干部和关系的情形，有的县甚至退回了四分之三的上送关系，如深泽县；有的县退回了三分之一，如安平县。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上级部门的要求和下级部门的落实之间有相当大差距。政策决定以后，干部关系着执行的成败，因此干部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只做中小城市工作，没有重点抓大城市工作。

根据地周边的中小城市，因日伪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城市工作较为容易，而大中城市的工作则非常薄弱。1944年8月，山东分局在给各区党委的指示中强调，“要在大中小城市及交通要道普遍的开辟与发展，要有重点、有紧急轻重之分。城市与要道要按军略的要求来布置，要将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等城……用大力开展。我们城市工作是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这些城市重点则更加薄弱，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首先努力开辟这些重点的工作。”要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必须攻克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仅仅做中小城市与中共开展城市工作的目的相去太远，加强大城市工作是又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对城市工作的检讨和纠偏

政策制定后，关键在于落实。城市工作政策落实环节存在以上许多问题，原因主要是上下级认识不一致，部门利益不一致。因此，中共从城市工作政策转变一开始就对贯彻政策不到位予以批评，首先从思想上进行检讨。

1944年9月，山东渤海区党委指出，“各级党委首先根据中央指示深刻研究，严格进行自我检讨，从思想上揭发过去对于城市要道工作的忽视……使全体干部在思想上动员起来。”针对舍不得抽调干部现象，要求配备专门干部必须达到一定数量，“要下最大决心抽调根据地现有干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一切政治上坚定适宜于做城市交通要道工作的干部，必须忍痛抽调，这个抽不出那个又舍不得的观点必须纠正。”

晋察冀各级党委也要求想方设法抽调适合城市工作的干部。1944年11月，冀察区一分区地委要求每县以两三个区为单位进行动员，并在支部内进行深入动员。有的要求在干部紧缺时要优先考虑城市工作。冀中七地委城敌部指示，“抽调城市工作者之干部党员时，在精神上应是即使根据地工作暂时受到影响，也要抽调和动员其本人去作城市工作。”1945年2月，冀中九地委也指示，“现任党委或其他部门干部有适于此项工作者立即抽调，即便根据地工作暂时受些损失也要抽调。”冀中区党委批评本位主义“是对城市工作无认识清楚，是全党全民的工作，是每个党员就应负责任的，完不成也是自己的责任。”

其次，为了确保城工干部发挥岗位作用，决定各级城工部长要专职化，并参与同级党委。1944年12月，冀晋区党委城工部决定，“各级城工部长不得兼任其他工作，因特殊情形兼任其他工作者，必须报区党委批准。同时应以80%力量进行城市工作，不得因兼其他工作，影响城市工作。”冀晋区“各级城工部长，均系党委之一，除定期参加党委开会，讨论解决重大原则方针之外，其日常工作应集中力量于城市工作。”1945年2月，冀中九地委指示下级党委城工委员要专职化，“不兼职，兼职的应立即纠正或补充坚强干部”。

不少人对做城市工作存有畏难情绪，也是需要解决的难题。山东分局注意到：“部分的干部及党员，因为城市生活苦，斗争残酷，安于根据地。留恋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不愿到敌区去，也是为数不少。”在交待社会关系上，存有疑虑，怕暴露自己的社会关系。冀中区，“县各机关同志在填关系表上……有的自己明有关系……，无一个同志介绍到城工部来”。为改变城市工作干部的思想认识，普遍开展了培训工作，从思想认识上、秘密技术上、生活保障上都做了准备。

再次，调整城市工作重点，依靠地域关系，重点做大城市工作。以冀中为例，冀中区九地委靠近天津市。冀中九地委要求“各县区村的工作重点，都应放在天津、保定及……三大铁路上，特别是天津，更应以最大力量突击”。冀中七地委要求“地委领导力量使用主要是放置分区重点地区‘石门、保定、开滦’及接近分区的两大铁路干线，……其次是华北各大城市‘如平津等地’及东北工作。”“县委一级的要将领导力量大部使用在大城市工作上，小城市工作主要依靠区村去作。”冀中区七地委批评各县，“将主要力量放在小城市工作上，对大城市工作还是很忽视的。因小失大还是缺乏战略眼光的具体表现。”

冀中区党委要求地委城工部直接抓大城市工作，县委城工部抓小城镇工作。“地委城工部要加强对平、津、保、石、沧、泊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县应加强本县范围的交通要道的重要城镇。如七分区之定县、新乐、正定，八分区之唐官屯、青县，六分区之辛集、晋县等，以及某县与某一大城市关系特多者，如六分区束冀银钱行最多；武强泥、瓦、木、石匠有六七千人，可专设一工作组进行工作。”

通过深入批评和严格检查督促，一些地方党委转变了轻视思想，城市工作有了明显进步。以冀中七分区博野县为例，一开始，“博野的城市工作，在七分区说来是最差的”。干部不安心工作，说“不如做根据地工作好”。组织机构长期不健全，“县级只一个部长，一干事，在六个区中，只有四个区有城工委员，全县168个村只有27个村有城工委员，30个村兼职，公开部门把城市工作看作是城工部的事。”本位主义极为严重，对城市工作，他们的态度是：“‘咱给他们介绍个关系就不错’。党委则是一方面空喊重要，一方面不抽调干部不具体研究此工作，因此，一年多只建立了三个关系，成绩很小。”经过检讨和纠偏，博野县的干部搞通了思想，“城工部经常把城市工作向县委提出研究，并报告城市情况，把实际问题来说明里应外合的重要意义，如说及区XXX岗楼只有两个关系即把岗楼打下来了，成绩不小。”“在县委会上检讨了思想，如博野的城市工作为什么开展慢？为什么没完成上级任务？从此使县委对此工作有了新的认识，认识了只注意根据地工作，不注意城市工作是缺乏战略眼光的表现，从此县委决定了贯彻大生产运动，完成城市工作，使全党在中心工作中与城市工作结合起来。并重新调整配备干部，县干事五人，工作员五人，每区干部二人。”“给各部门提出了各种办法，由空喊重要变为有内容的实际工作。”冀中区党委城工部肯定了博野的城市工作，评价道：“转变思想特别党委思想，动员全党，各种组织有重点的进行城市工作，使工作有了跃进的开展。”

综上，城市工作政策转变后，在贯彻落实环节各地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各级党委及时对错误思想予以纠正，并对干部配备数目做了具体规定。如对鲁中区二地委舍不得抽调坚强干部和拖延不抽调、少抽调的现象批评道：“以上两点以二地委表现较为严重，除应即刻纠正以上偏向，补充以前规定数目外，决定继续抽调。”从二地委抽调十个“分区或相当分区干部”。

四、纠偏后城市工作的发展

经过根据地各级党委城工部门的广泛动员和纠偏，城市工作普遍被重视起来了。那么，纠偏之后，沦陷城市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又存在哪些问题？

在晋察冀，城市工作有了较大发展。晋察冀分局总结道：“这半年之中，我区城市工作已收获大的成绩。”冀中区所属“各地召开了城市归来者的座谈会，八分区XX县重点村的开办训练班，共训练有500人以上，发展党员200多人，打下了进一步开展城市工作的基础”。冀察区党委城工部发展了大量党员和关系，到1945年3月底时，“有党员416人”。冀晋区党委城工部总结道，“在七八个月时间中超过以前工作将近二十倍”。

在山东，打入人员和发展关系也有了较快增长。鲁中区党委城工部到1945年6月时，抽调干部“调齐者一百二十人，加原有者共一百五十，质量多在区级以上，营、县、地级也有”。渤海区党委1945年5月成立济南工委，先后派遣区级干部40人、群众24人，打入济南城，团结市内群众200余人。到1945年8月时，已经先后打入了70多名干部，发展了30多名党员，建立了关系480多名。

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在日伪的相关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日军北支那特别警备队第二特别侦谍队负责对天津地下党的调查工作。第二特别侦谍队记录道：“从天津周边党委和晋察冀分局等的点线工作委员会派出的工作人员，在总反攻时准备同时暴动。”日军北支那特别警备队第一特别侦谍队负责对北平地下党的调查工作。第一特别侦谍队的战斗详报也记录了中共方面在北平市的地下活动日益活跃，即“在北京的延安党方面敌人的政治攻势，随着延安中央的城市工作的指示和世界战局的严重化而渐次活跃化”。日军特别警备队的战斗详报称，中共地下党“在我第一期侦谍剔抉作战下蒙受了相当打击，巧妙避开我之锐锋，其地下活动依旧顽强活跃”。

城工工作对中共领导的军事行动起到了一定的配合作用，里应外合协助攻城部队收复了一些城市。在晋察冀，以冀中为例，城工部门的工作配合了解放河间、饶阳县城。在解放饶阳时，“内在力量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夺取城市后起到维持稳定作用，“城关秩序很稳定，群众对我们很接近，表现了喜悦，城关干部党员是起了作用的”。在山东，城工部领导下埋伏的人员为配合解放烟台发挥了很大作用。1945年8月23日，地下党“组织了1000多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攻城主力部队解放烟台”。

在争取沦陷城市民心方面也有很大进步。随着中共对沦陷城市工作的经营，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市民对中共的认识。1945年1月，冀中七地委城工部发现，城市市民对中共的认识以及对国民党的认识都有了变化。“市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或正统思想是逐渐下降着，这主要是豫湘桂战役国民党腐败无能，及我们在敌后的巨大胜利□□的。”晋察冀分局在1945年7月总结道：“我们在周围城市与要道的工人、苦力群众中已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城市中上层与伪军、伪警对我之认识，亦较前有显著变化。”在争取青年学生方面，城工部门领导的地下党，动员了许多学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战或在沦陷城市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在山东，青岛市“中层群众看到青岛周围被我们打下了，都相信我们能够去”。“下层群众，一般是盼望八路军去，也相信八路军能够去。”陇海路的“下层群众是希望我们去，新解放区群众对我们感情上表现很融洽，并说：这回可好了，咋们就有办法啦。他们相信我们能占领城市。”

实事求是地讲，经过纠偏后，限于主客观条件，沦陷城市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对城市工作不够重视的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区村一级。1945年6月，山东分局城工部总结道：“动员工作不够深入，普遍，一般传达只到县级，分区委一级多不清楚，村支对城工无啥了解，仍局限于单纯依靠主力打城市的思想。”在冀晋区，到1945年7月，“轻视城市工作部的现象还相当严重，把城市部门列为第五，不允许区城工委员和支部发生关系等现象到处可见。很多区干部不了解我们作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一般方式方法。很多支部不了解什么是城市工作。”在冀中区，即便是同一县，在落实上差距也很大。如冀中某县“各区在上送自己派遣上与拉关系上，一、三区较有些成绩，其次是四区，二、五区是太差。村组织还未建立健全。”在冀察区，“以一分区为最好，十三分区最差”。

一些地方城市工作干部依然缺乏，有的还较为严重。冀晋区党委城工部在1945年7月总结道：“区党委成立，第一次指示就决定宁肯使其他部门干部暂缺或兼职，首先要把城市工作干部配备起来的原则，但至今还有一些地区干部没有完全配齐。特别是雁北至今还有一半以上县城工部长无人负责，灵丘城工部至今还只有部长一人。”山东分局城工部1945年6月检查了城市工作后发现：“各地抽调的干部离分局指示相差太远，质量也低。”“有的党委本位主义在作祟，隐瞒对城市有关系而能打入的好干部、好党员。有的地委、县委，只抽调了些工作不安心，不同意上级领导、或思想意识有问题的干部。”鲁中区在抽调城工干部时，“主要抽落后干部，有病干部，舍不得抽坚强有力的干部”。

里应力量还很薄弱，未能实现里应外合收复华北城市的目标。山东分局鲁中区党委城工部的秘密党员中，“伪军、伪警中，党员很少（潍坊较好）”。鲁南区党委城工部也发现：“我们领导下的地下党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按里应外合来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在城市中工人、苦力、伪警工作，还很薄弱”。

存在上述不足现象体现了城市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由于抗战胜利的突然来临，沦陷城市工作尚未有足够时间发展壮大，因此，在里应外合配合反攻上，未能完全实现原定目标。在战术思想上，不少人把反攻城市寄希望于苏联等力量。但应该承认，中共的城市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争取了一批工人、苦力和伪军、伪警。

余论

沦陷城市工作是中共坚持抗战的一个重要侧面，抗战后期，中共加大了对城市工作动员的力度，在思想动员、组织动员上都比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落实政策环节，及时发现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检讨和动员城市工作。通过思想动员和检查督促，引起了各级党委的重视，初步统一了思想，进而促使各级党委建立健全编制、设立专职城工干部，为城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毋庸讳言，城市工作距离达到里应外合争夺城市的原定目标而言，还有着不小的距离。无论是思想重视程度，还是干部配备使用，地方各级党委都存在有长期形成的根据地中心或本位主义思想。由此可见，政策的贯彻不是简单的号召和响应，特别是在落实环节，思想认识问题、部门本位主义、干部利害和顾虑等都会影响政策落实偏离预设方向。在充分了解实情的基础上对工作做检讨及再动员成为纠偏的重要方式。这种不断推进工作贯彻落实的方法在城市工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黄道炫在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共贯彻机制时指出，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日臻完善，贯彻机制的效能日益凸显，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数目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互影响，共同打造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落实体系。中共城市工作充分体现了其一贯的高度执行力和贯彻力。对于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现象，通过突击工作、会议、检讨、数目字管理等具体落实机制，都及时予以纠正。在沦陷城市环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中共在沦陷区的城市工作总体上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3年第5期，作者:王富聪,系团结报社文史周刊编辑）

编辑：苏静刘齐宇（实习）责编：杨立辉冯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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