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白区河北省委运作探析

摘要：国共十年内战时期，中共是以省为建制单位在白区分别进行隐蔽性秘密工作的。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中共白区省委如何成立和演化、如何决策及如何贯彻落实其决策等诸重要而关键问题，是中共白区省委运作研究所要解决的课题。以河北省委为个案进行分析表明，中共在白区形成了适应白区实际状况的高度制度化的省委运作机制。以往人们往往以为，在革命年代制度化程度低，实则恰恰相反。在十年内战时期，中共河北省委在白区的腥风血雨、惊涛骇浪中能持续地英勇搏击，坚韧顽强地生存与战斗，依靠的是每个运作环节的高度制度化，这亦为中国革命成功之一因。当然，这种运作机制的高度制度化，并不是机械性的，而是有中共革命坚贞不屈的信仰精神力量支撑与之相融，有中共无私无畏的胆略胸怀与之相合，有受中共政策引领的燕赵大地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追随，故能刚而不折，坚而益强。

关键词：中共省委制；白区；中共河北省委；会议与巡视制度；高度制度化

中共白区工作组织运作研究学界迄今仍十分薄弱，仅有相关零星个别成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是中共与国民党斗争的重要战场，中共白区河北省委和北方局在一起，除了领导河北省的工作外，还承担了对北方的山东、河南部分地区，及山西、察哈尔等地的领导工作。中共白区河北省委的运作状况，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中共白区河北省委运作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仅有关于河北农村暴动问题的少数几篇成果，专题研究甚为缺失。要研究中共白区河北省委运作问题，首先要知道河北省委是如何成立、调整及演变的；其次，要了解河北省委是如何和通过何种机制和制度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规则和实施措施的；再次，要了解河北省委是如何和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工作的，其工作的重心和主要内容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是研究中共白区党组织运作历史基本面相时首先要解决的。此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仍是空白，本文对中共白区河北省委运作问题，作一个案研究与分析。

一、河北省委是如何成立和演化的？基于党章与具体革命实践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中共在白区党的省级组织制度运作问题，那么首先应解释什么是“白区”这个概念。这个问题迄今尚未被学界加以仔细辨析。根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白区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跟“红区”“苏区”相区别）”。应该说，“白区”这种与“红区”和“苏区”相对应的说法是成立的。问题是，中共最早建立的红色区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致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初步建成。是时，与红色区域区别不同的，既有南京国民党统治的南方地区，还有北洋军阀统治的部分北方地区。因此，如说井冈山根据地是红区，那么不仅当时南方的国民党统治区是白区，还有1928年底前北洋军阀统治的地区，也同样为白区。因此，1927年5月成立的中共河北省委，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虽经北洋奉系军阀统治和后来的国民党统治两个大的历史时期，但这两个时期均为“白区”时期的说法，是能够成立的。因之，本文把这一时期的中共河北省委简称为“中共白区河北省委”。

河北省委成立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就是中共五大通过的党章制定的相关设立省委的规定。设立省委是五大通过的党章的新规定，之前党的地方最高组织层级是区委，此后才创设并普遍实施了省委制度。根据党章规定，省委成立时须由中央派员到省召集省代表大会选举省委员会，省委的正式委员及候补委员经过选举当选，然后还须得中央委员会之同意。省委委员会成立后，要成立常务委员会，以处理日常事务。省委的代表大会制度是一项重要制度，每六个月召集一次，在大会上报告省委工作状况，及改选省委。可见，根据党章，中央之派员和同意权是中央对省委具有决定性领导关系的规定。省委依据一定时间要求，通过选举进行换届，体现了现代政党的民主特征，当然在特殊环境下，基于斗争现实变动状况，自有变通之必要，但大的原则仍在。河北省委因顺天府和直隶省之历史关系，初建制时名为顺直省委，后改为河北省委。1927年5月成立时，以中共中央任命的省委成员名单为基础，经北京、天津地委及有关方面协商，决定顺直临时省委委员13名，常务委员3名，设组织、宣传、职工、农民4个部。

继蒋介石南京政府“清共”后，汪精卫武汉政府也叛变“清共”，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在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同时，还决定在组织上实行秘密工作制度，要求“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执行严格的秘密工作要求。而在这种情况下，新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对“八七会议”持“敷衍”态度，反对在北京、天津发起暴动。1927年9月，顺直省委在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秘书长蔡和森主持下改组，免去对北方暴动工作执行不力的彭述之所任省委书记职务，成立以工人出身的朱锦堂为书记的新省委，设常委5人。但因顺直省委随后领导的各县暴动失败，省委及北方局有关领导或被俘或因叛徒出卖被捕而牺牲，省委被迫改组，改组后省委设常委7名，委员12名。新省委成立后，党的组织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不顾条件强制执行暴动计划，引起各地党组织不满，省委在人事上出现了矛盾。中央派陈潭秋、刘少奇以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身份莅临河北，再次调整省委机构。但这次调整并未能解决组织涣散问题，引起新的矛盾。中央六大会议后于1928年12月派周恩来赴河北解决矛盾，新省委的再次调整才较为理顺，健全了组织部、宣传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工作机构。1929年6月，顺直省委原书记王藻文等叛变，造成省委一批主要干部被捕，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组织部部长张金刃等自动组建顺直省委。中央于1930年1月派贺昌到顺直省委工作，对省委进行了调整。1930年11月，顺直省委改为河北省委，并成立新的河北省委。由于河北省团委书记曹策等人反组织及反中央行为，中央派员赴津改组成立新的省委，但新的省委又遭到大破坏，省委领导多人被捕，省委委员王宏（阮啸仙）等组建临时省委。但不久河北省委又遭到大的破坏，省委委员马星荣（马辉之）同刘锡五等自动组建临时省委。这次临时省委再次由于叛徒出卖于1931年11月12日受到大破坏，省委领导多人被捕，省委委员赵声、曾健等又自动组建临时省委，12月中央派员到河北改组河北临时省委。到1933年3月，中央派田夫主持北方局工作，由赵声任省委书记，7月底省委数十人被捕，省委书记赵声被捕遭到杀害，省委机关遭到大的破坏。1933年8月中央任命阿四（饶漱石）为临时省委代理书记，但随即省委又受到大的破坏，11月田夫再次改组省委，由吴雨铭任代理书记，但吴雨铭于1934年3月出走，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由孟坚任代理省委书记。1935 年2月到全面抗战前夕由高文华任省委书记。

此期间，河北省委多次遭到大的破坏，省委领导人被捕、被害事件屡次发生，对省委组织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还有省委领导意志蜕变被捕后叛变，也有意志薄弱在危险关头逃离出走，这既是大浪淘沙，也对省委组织造成腐蚀；而省委组织活动经费在危险情势下更是极度紧缺，因之日常挨饿、缺衣、受冻、疾病等困难在考验着革命者的意志，在考验着河北省委组织的生命力；但河北省委组织总能在被敌破坏后又奇迹般坚持重建，坚韧地进行战斗与生存，贯穿了土地革命始终，这是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在白区省委组织中的硕果仅存者。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于1936年春到河北天津组织北方局，河北省的党组织在中央新的精神指导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整体观之，在极端残酷的具体斗争实践中，河北省委的成立与组成，受中央派员、地方革命力量状况和省委委员担当等多重因素影响，无法完全按党章文本规定的严格程序组建，但省委的每次成立与组成，均受中央的先前指示或事后同意，体现了省委在中央领导下进行本省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与党章规定的基本精神一致的。

二、 中共白区河北省委是如何决策的？基于省委会议

中共河北省委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虽处于高度危险、频遭破坏的局势中，但省委的决策、组织的各项运作却在惊涛骇浪中按步骤有序展开。其中，省委的决策最为关键而重要。在白色恐怖下，省委是如何决策的？实际上，省委的决策是通过省委的会议制度来实施的。省委会议是省委运作的重要方式。中共是一个革命政党、一个现代政党。现代政党和以往秘密会党的重要区别之一，是重大事项在传统秘密会党下通常由个别魁首做出决策，不必经过正式会议；而现代性政党在事关如何发展的决策和人事重大变动的决策时，通常要经过会议这一程序方为合法、有效与权威，这一程序是一种制度安排，必须进行。本来，在白色恐怖下，是不宜召开集体性会议进行决策的，这是要冒极大安全风险的；但是，党的会议制度有明确规定，只有通过党的会议制度才是符合党的原则的、才是合法和有效的，这样才能代表党的意志与权威，才有利于决策的贯彻和执行，才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发展。因此，尽管在白区恐怖环境下，省委会议仍是河北省委必须按程序举行的基本运作方式。在那样复杂而危险的环境下，省委会议是如何进行的呢？

（一）省委会议的类别和程序

根据制度，河北省委会议分为代表大会、省委全体会议、省委常委会议、省委扩大会议、省委碰头会议等类项，这些会议均有其一定程序。根据1927年中共五大通过的党章规定，省级党的代表大会每半年举行一次，但未规定省委委员会议开会的具体时间要求，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则对此作了补充，要求省委一个半月至少开会一次。这就对省委会议的运作有了更具体、明确的制度规范。根据有关资料，分为三类会议。

1.省委一般性会议

省委一般性会议是省委召开的一般事务性会议，参加者包括省委常委、省委委员及其他代表，一般称为省委会议或省委工作会议。1929年4月，顺直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省委会议情况：“我们每回会议照常进行，常委一人，秘书长，C.Y.代表，军委书记或者职委书记，凑合起来，每次还有三人或四人集议。”这种日常碰头会议，程序较为简单，主要是讨论和处理省委一般事务性工作，紧急时刻当然也会讨论和处理非常性问题和工作。1930年5月15日，顺直省委召开会议，是讨论具体工作的会议，议程为先由京东丰润县特支书记报告丰润的经济、党组织与工作状况，接着与会委员逐一发言，就丰润工作的开展问题发表己见，讨论相当充分，最后省委根据丰润特支书记意见议决丰润特支书记新任代理人选。1931年1月17日，河北省委召开会议，议程为讨论立三路线及今后工作问题，省委对河北党执行立三路线中的盲动错误表现及在职工运动、农民暴动、兵士运动等方面具体错误事实进行了检讨，各委员讨论的重点是“对过去错误指出，并领导目前斗争”。就省委一般性会议看，1929年4月、1930年5月和1931年1月三次会议是讨论省内具体工作和专项问题的会议，议程相对简单，但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整体看比较充分。

2.省委扩大会议

省委扩大会议是为特定重大事项和任务召开的有此专称的重要会议，明显区别于一般性会议。1928年7月22日至23日，顺直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计到天津、北京、唐山、玉田、遵化、乐亭、张家口、正定、晋县、石〔家〕庄、隆平、献县各地代表15人，铁总、省委及中央巡视员参加会议者7人，旁听者4人；该会议议事日程为“中央政治报告，省委报告，顺直政治经济状况及党务与工作，顺直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农村运动决议案，士兵运动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并由大会临时决定改组省委……大会后，新省委即告成立，计推出常委七人，经常执行省委各项工作”。在白色恐怖下，规模较大的党的省代表大会不易按时举行，往往以省委扩大会议来代替，在程序上具有通过报告、决议重要事项及改组省委的重要功能。1928年12月20日至22日，顺直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计43人，包括各地代表和顺直参加中共六大返回国内的代表，会议由中共中央代表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党务、宣传、农民运动、政治任务、青年工作、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和决议案大纲及关于济难运动和军事工作的决议案，并产生了新的省委。1929年8月31日至9月4日，出席会议有省委常委4人及省军委、省青年团和地方代表，共计12人，“会议共五天。通过政治、职工、军事、农民、组织、宣传等决议，同时改选省委，计选举正式省委9人”，“候补省委6人”；扩大会议后该届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5人为常委。省委扩大会议议程比较明确，决议问题比较重大，通常具有省党的代表大会的职能。

3.省委常委会议

省委常委会议也是一种专称的省委会议，是省委常委日常解决问题的重要会议制度。1928年12月13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先是传达中央关于解决顺直省委问题的指示，然后由中央代表听取常委改造省委意见，以统一省委领导层认识。1930年6月，顺直省委第十次常委会讨论“红五月”，有总结反帝运动的会议记录和顺直省委唐山工作会议记录，两份材料显示，两会均有报告、情况补充和讨论环节，但前者有“报告复写，通告贺写”的“决议”环节，后者却无会议决议环节。1930年7月21日，顺直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八一’工作及团的问题等”，会议有报告和讨论环节，最后决定“根据讨论，作一决议——哓野写”。可见，省委常委会议的任务主要不是通过省委的文件，而是就目前具体工作或问题进行处理的讨论和议决，有时常委会在开会期间并不能形成或通过决议，而是责成专人于会后负责起草。即是说，省委常委会主要是处理日常工作问题的会议，如湖南省委1927年底时常委3人，“最初几乎每日都开会，最近至少每周开会三次，讨论并执行一切日常工作问题”，可见省委常委会具有处理日常工作的性质，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委一般性会议有时具有相近的功能，其差别应是省委常委会议参加者应是省委常委，而省委一般性会议除了省委常委外，其他省委委员或其他省委各部负责人亦可参加。

从会议程序看，河北省委会议的类别主要为省委一般性会议、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常委会议，在三类会议中，扩大会议具有政策性、决策性和重要人事安排性，多是涉及重大问题的会议，会议程序比较复杂，实际上代行了省党的代表大会的职能；省委一般性会议与常委会议则主要是具有事务性的会议，会议程序比较简略，而常委会则是代表省委随时处理具体问题的会议，对省委的运作而言所负的责任是不可延误，及时形成决策，三种会议互补，共同构成了省委在白色恐怖状态下省委会议决策与议事的机制。

（二）省委会议讨论内容状况

中共白区河北省委会议，所讨论和决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人事变动，也包括通过与地方军阀和国民党统治进行斗争的重要决议，还有讨论日常工作事务的内容。

1928年1月14日，顺直省委召开会议，会议传达了上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批判了前省委负责人彭述之的右倾问题，并明确了党在北方的任务不是立即暴动而是发动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以夯实基础，通过了《顺直省委组织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决议案》《顺直省委农民运动决议案》等，并改选了省委，选举产生了由王藻文、傅茂公等13人组成的新省委，推举7人为常委。这是决定政策和改组人事两项重要内容的省委会议。1928年12月20日—22日，顺直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43人，这次会议规模较大，包括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石家庄等地代表和顺直参加中共六大回国的代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作了《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指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分析了顺直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表现和问题，提出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提高党员政治觉悟并在斗争中吸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增强党的战斗力以改进党的现状的重要方法。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务问题、宣传工作、农民运动、政治任务、青年工作、职工运动、军事工作诸方面的决议案及工作提纲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省委。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是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到天津为处理河北省委历史遗留问题、开创新的局面而召开的会议，周恩来为会议召开做了大量工作。这次会议对于河北省组织关系的理顺和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上述两次会议除了传达中央会议精神、通过会议相关决议外，均在相当程度上与顺直省委的人事调整有直接关系。

顺直省委1929年12月18日召开会议，该会到会者有“金刃、立三、湘应、潭秋、易元、裕成、晓云、项英”8人。会议开始，省委张金刃首先报告经济状况、政治情形和革命斗争形势、党的策略等内容；湘应报告北方城市群众斗争情形、农村斗争形势、顺直党执行策略上与路线政策上的错误缺点、省委领导工作、反对派等问题。李立三继而宣布该日会议结束，并介绍下一次他所做报告中关于总的策略与路线等方面的内容。第二次省委会议，李立三先做了包括目前政治形势和发展前途问题的报告，讨论中，张金刃就中央总的路线及顺直如何执行、在革命过程中如何领导工人罢工、如何领导农民运动、如何领导士兵运动、农民武装与党员军事化、城市贫民与学生运动及青年和妇女工作等问题和情况进行了讨论和分析；陈潭秋就顺直党中存在的忽略农民土地要求、忽略群众在斗争中要政权、党的领导没有广大群众基础、顺直党在政治上领导力量严重不够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裕成在讨论中提出顺直党政治上领导不够以致“斗争是我们发动”却被“敌人领导去了”、顺直党“右倾”等问题并进行了分析；湘应就北方斗争中加强反黄色工会、加强推翻国民党统治宣传、省委“左”倾策略反而导致“下级右倾”等情况进行了分析；易元就缺乏中心工作、如何改变工农斗争工作中“黄色”倾向、宣传工作中不注意土地纲领宣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张金刃就其他与会者的意见进行了说明，表示那种认为北方群众不要政权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斗争工作迫切需要抓住中心，工会工作中存在的“黄色”倾向要改正，北方工作是基本路线加新成分而不是新的路线与策略，省委要加强政治上的领导。其发言基调显然是站在顺直省委立场做的说明和解释。立三在总结中认为，顺直省委要更加紧地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以城市同盟大罢工作为推动革命高潮的重要环节，主要工作是农民反抗地主豪绅统治建立农民政权、争取发动游击战争与组织地方暴动、加强士兵运动组织兵变，要反对取消主义。金刃表示对结论完全接受。第三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各地工人运动问题。这次会议材料明确标记的是一天会议记录，但从内容看显然不是一天，李立三在第一天会议主持时明确说“本日会议结束”，根据会议透露的有关信息显示，后来两次会议是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继续举行的，这次会议显然是三天时间。这次会议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为指导河北省委工作而召开的河北省委工作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河北党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实行总同盟罢工和未来的暴动任务，以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是时，李立三频繁与到中共中央驻地的上海汇报工作的各省领导人讨论并指导革命如何发展问题。这次开会地点是在河北还是在上海举行，李立三等中央主要负责人是否亲赴河北参加会议，尚有待确证。

但到了1931年1月中旬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召开，形势已发生了转变，李立三因“左”倾盲动路线在中央失去领导地位，河北省委则专门就省委所犯立三路线错误问题举行闭门会议进行批判讨论，与一年多前李立三所做报告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贺昌的报告批判与揭发了立三路线在河北省委的影响，主要批判河北党组织执行立三路线犯了在职工运动中取消与群众联系、采用了“调和精神”、完全实行了立三路线等问题，表示对“四全完全同意”和“拥护”，其实所谓对“调和”的批判则是基于更左的立场。胡景在发言中表示，山西的党继续了立三路线需要解决，从天津和北方党情况看要通过“紧急会议”来解决。育南在发言中指出，“立三路线已充分破产”，顺直问题要靠召集“紧急会议来解决”；四中全会也是调和。看来，林育南不仅不赞成立三路线，也不赞成四中全会。之华在发言中表示，在反立三路线中要开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与联系实际工作，否则还是继续立三路线。曾在发言中表示，要在实际工作中和下层反对立三路线，召集北方紧急会议要根据四中全会能否解决问题而定。易在发言中表示，北方局发扬光大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实际是右倾。刘在发言中表示，林同志否认四中全会是不对的、四中全会已接受国际路线，河北省委反对立三路线消极怠工、省委领导破产。兰芝（徐兰芝）在发言中表示，立三路线不是完全“左”倾、实际是工作非常右，北方组织现完全垮台、要在实际工作中解决。元道（陈原道）、明佛、夫景、麻子、杨等都一一批判了河北省委和北方局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会议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省委决议。会议是六届四中全会后河北省委讨论清算立三路线的省委讨论会，会议把本来盲动与“左”倾的立三路线，说成是调和与右倾，这就不但不能纠正立三路线，反而必然在立三路线“左”的基础上向更“左”道路上发展。会议在反立三路线影响下，有的出于对四中全会精神与人事突然变动不满，甚至有反中央的行为，造成了思想混乱，对河北省委组织的发展产生了复杂作用。上述两次内容前后相连结的会议，是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会议贯彻其思想主张及后来对其“立三路线”进行清洗的会议，反映了当时在“左”的道路上越反越“左”的状况。这次会议，呈现了在越来越“左”的指导思想统治下白区工作的困境。这两次省委会议，涉及中共革命道路发展问题，均为重要会议。

当然也有省委日常工作事务性会议。1930年4月，顺直省委就本省经济状况和“五一”工作布置问题举行了会议，会议开始子芬首先就一般军阀冲突致使工农经济陷于衰退破产的情形、北方群众斗争情形、党的组织巩固发展与弱点问题、改组派和取消派问题作了报告，接着昆弟、芬、关等就工运中改组派和取消派问题、党内右倾问题进行了讨论，尤其对“五一”如何布置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从内容看是常委日常工作会议，因此时正是推行“立三路线”时期，批右和城市工人工作是会议的重点内容。

就河北省委会议看，一般会议短小精悍、直截了当，重要会议时间稍长，两种会议均讨论认真、充分，反映了参会者的民主习惯；通过会议能有效进行决策与解决问题，体现了民主基础上集中制的实施。省委会议是省委工作的重要一环，绝不是可无可有的。这与国民党缺乏实际内容、流于形式的官场会议完全不同。中共虽一时在实力上处于弱势，而就会议制度上看明显体现了中共的长久优势，体现了两党关键决策环节能力与质量之高下，显示了中共省委议事决策运作之道。

三、河北省委是如何贯彻决策并确立重心的？基于指示、巡视等方式以部署城乡斗争

河北省委是中共中央在河北的地方最高执行机构，其职能之一是把中央的指示和精神在省内传达和贯彻执行；同时，省委又是省内地方组织网络体系中最高的决策机构，也需要将决策下达执行。那么，河北省委是如何贯彻中央决策和省委决策的？是如何确立省委工作重心与主要内容的？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河北省委要结合本省情况制定出适合本省实际需要的决策，再通过下发会议决议、通告、个别指示或派员亲自巡视等方式，使之传达到基层得以实施与推行；省内地方市委、特委、县委、县特支等各级组织定期给省委报告工作或赴省汇报工作进展状况，省委由此得以了解并检查地方工作状况进而推进工作。这样，省委从政策输入并确定决策，而后下达到省属中层和基层贯彻落实，再到政策落地后将其执行实际状况和信息反馈上报省委，最后由省委将全省情况上报中央。这就形成了省委不断将中央精神输入并形成决策下达所属地方执行、同时不断将地方实行情况上报中央的工作运行周期。其中，省委通过政策下达环节保证了中央和省委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再通过接收地方上报政策落实材料的信息，得以把握全省工作实态与存在问题以便决定如何推进下一步工作。由于我们这里把省委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尚未把省属中层和基层组织纳入考察，故我们主要考察的是政策下行方面的运作情况。

（一）省委工作的下达之运作

1.省委通过对所属特委、市县委通过下发指示、通知、通告等开展工作

我们根据对《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若干年份省委发文件分类情况的统计，分析省委文件的实际形成与下达运作状况。尽管该文件汇集所收录文件和省委文件实际形成状况之间有一定距离，但文件汇集也应反映了文件实际形成与下达运作的基本状况，因此可以作为分析省委工作及其重心趋向的一种手段。

据统计，1929年1月—8月，省委下发通告类文件47份，发出通讯类（主要是党刊文章，下同）文件54份，下发会议类文件12份，下发对市文件9份，下发对县文件2份，给中央报告类文件22份；1930年1月—12月，省委下发通告类文件51份，发出通讯类文件15份，下发对特委文件12份，下发对市文件12份，下发对县文件4份，给中央报告类文件19份；1931年1月—12月，省委下发通告类文件8份，会议类文件25份，下发县文件1份，市委文件1份，给中央报告类文件21份。归纳言之，河北省委主要是通过下发通告、会议类文件和通过党刊文章指导工作，这三类文件在同时期内具有共性，对于指导省内党的工作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是党的权威声音，公之于党内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教育、动员和指导，建立起党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与省委以至党中央的内在联系与认同，以全面开展和推动工作。此外，省委对特委、市委、县委和县特支也有具体工作指示，在文件汇集中所占比例较小。就河北省委下发市和县文件对比看，下发市文件较县为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河北省委对城市工作重视的趋向。就省委对中央的报告情况看，省委对中央的报告最少者1930年为19份，多者1929年仅1月—8月就有22份，由此角度看中共省委与中共中央保持了紧密的被领导与领导的沟通联系，这与彼时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某些省区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对立乃至对抗的扭曲关系是明显不同的。中共省制运作状况显示，中共制度框架内央地关系的理顺及其规范运作，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轨道的转型在此有了新的突破。同时，从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材料中，也可了解到省委指导省内市、县及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情况。

2.省委领导通过亲自巡视开展工作

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以实现“党的改造之重任”。省委领导多兼任省委巡视员，亲赴各县市巡视，进行指导、督率，这是省委决策下达实施运作的重要方式。河北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加强对党员的培养、教育和改造，省委派出巡视员举办短期训练班，1928年初“省委派赴北京的巡视员”，在北京“办了……短期训练班。以后派赴京东，京绥线及京汉线，津浦线的巡视员，皆将照样举办这种短期训练班”，通过讲授党的基本组织、党的经常工作、工会和农会组织、党与工会农会的关系、党的秘密工作、党的武装革命的新政策等内容，对党员进行思想训练与改造。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巡视条例》规定河北省可设巡视员4人，省委巡视员每次巡视最多巡视40天，巡视员有很重要的职权，如规定其“不仅可以召集各种会议，并且要参加各种机关的各种会议和各种工作的决定”；又如规定“在巡视区域内，除开最高党部以外，巡视员有权改组以下各级党部，但须得最高党部之同意。但在巡视过程中，如发现当地指导机关被破坏，或因故完全不能尽其指导责任时，巡视员得一面着手改组新的指导机关，一面征求该党部上级指导机关之同意”。巡视员不仅有监督权和指导权，还在一定条件下有紧急处置权和决策权。巡视成为省委领导地方斗争的重要工作方式和机制。据1930年3月顺直省委在一份关于巡视工作对推动农村工作情况的材料中这样说：“京东的工作，我们特别重视。自去年十二月到现在，派人已巡视四次。玉田、遵化的工作确有了相当的推进，现在在组织地方暴动总策略下加紧群众斗争，发动游击战争”；并说“京东各县已划归特委管理，同时省委亦经过特委要加以指导，尤其是巡视”。可见省委对巡视工作之重视。1932年10月河北省委巡视的材料显示，省委巡视员汇报了其到磁县小车社、马头王和光禄镇一带，领导纠正特委与县委“晚上抢，白天藏”的“机会主义”游击方式，组织发动“以分粮食、分土地为主要政治纲领，抢民团与地主枪为夺取武器实现政治任务的保障”的游击战争，并总结与分析其失败的教训，认为“这种机会主义的领导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省委如果不下决心去改造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或者就是不动，或者就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可见省委巡视员到基层具有决策和纠正原定行动的紧急处置权力，并能根据其巡视所得之经验教训及时向省委提出今后如何改进工作的具体建议。1932年10月河北省委巡视员巡视唐山京东的工作报告材料中，汇报了其到唐山即召集市委布置工作，先到赵各庄召集工人群众大会进行反黄色工会斗争，后到马家沟领导工人进行反帝活动、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清算黄色工会账目、严禁侵吞捐款的斗争，再到乐亭县召集县委常委会议并改组充实县委力量，又召集唐山市委会议彻底检查市委工作的紧张巡视情况。巡视员表示其“两次到唐山差不多住有两个月”，尽管“两次都使我的肠胃病要发作，而加重一次”，可仍“过着病态生活到下层去，这是我不能辞却的责任”。可见巡视员巡视极其认真，绝非如昔日的钦差大臣走马观花，而是高度负责，甚至带病坚持工作，对于巡视单位的工作有重要的领导与推动力量。1933年3月，省委巡视员到绥远巡视，到后“第三日即建立了反帝党团”，巡视员“把全国群众反帝反国民党高涨的事实特别指出来”，“打击”了原有的“机会主义的观点”后，“一中抗日会已经成立了”，并计划“由一中、中山、民众三个抗日会形成全省抗日救国总会”；巡视员还到绥远省城下面的临河县，调查农村阶级状况、长短工被剥削情况及基层党小组状况，在临河成立了县委、军委，在城内建立了党支部。可以说，省委巡视员此行根据全国抗日的普遍要求指导成立相关抗日组织并在巡视之县成立县委和军委，对推动所属地方组织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督率作用。整体观之，巡视工作是省委的重要工作方式，不仅在下基层发现问题后有权立即整改，对基层工作进行领导和督导；对于推进地方工作和维护党的纪律，也具有重要作用。巡视是省委工作的重要方式、方法和渠道，是省委工作运作的重要体现，对于白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诚然，在白色恐怖下，这种巡视工作，不仅仅是基层生活的艰苦以至要带病巡视的坚守职责问题，更是要冒着随时而来的被暗探和军警逮捕的人身安危问题，这些困难和危险，在考验和淬炼着省委巡视员的智慧和勇气，也验证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工作重心和任务的部署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工作重心和任务无疑就是反抗国民党及各地军阀的统治，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在南方，大革命失败后迅速掀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农民武装暴动，南方之所以能掀起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革命时期中共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形成了很好的武装斗争群众基础。但河北区域没有受到大革命高潮时期工农运动的直接洗礼，中共革命势力在河北省广大工人和农民中的影响还较小，革命的群众基础非常脆弱。因此，在白色恐怖之下，再去发动反抗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必然面临极大困难。但北方地区是中共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河北地区不仅战略地位重要，地处东北与关内平原的连接地带，平津地区也是中国的重要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且其工矿业在全国也占据极其重要地位，又有天津出海口交通方便，因之中共十分重视这一地区。中共在河北设省委外，并在此设置北方局领导北方数省的革命斗争，因而，河北省委的斗争必须坚持，无可退却。

1.大革命失败后河北省委把发动一系列农民暴动作为主要工作任务

大革命失败时，河北还处在奉系统治下，根据中共八七会议武装暴动的革命指示，顺直省委经过改组后，于1927年10月发动了以玉田为中心的规模较大的京东农民暴动。由于起义队伍以攻占城镇为目标，京东农民暴动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无法保护有生力量，至12月而归于失败。省委后来检讨认为，省委“在大的策略上虽然接受了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努力洗刷机会主义的余毒，并且规定了在直棣[隶]区域举行暴动的计划”；但在农民暴动发动初期，急躁冒进，“去干那扑城请愿的勾当”，但“反动势力一来即土崩瓦解”，“玉田暴动之失败，就因为中了这种毛病”。1928年2月，顺直省委指出：在农民运动方面，党要“领导农民自发的抗捐、抗税的日常斗争，扩大深入武装游击斗争，没收土地，以至于总暴动，形成割据的局面”。表明在得到玉田暴动教训后，省委遂转而主张从日常的斗争着手，在有条件的基础上再进行暴动。为贯彻省委加强农民运动工作的计划，省委随后发布了加强定县工作、献县及其附近各县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以争取农民持续暴动的革命局面。根据1928年9月顺直省委工作情况报告，其工作主要内容与任务包括直南诸县、保南各县的农民斗争工作等方面。1932年5月河北省委的中心任务规划中，包括“加紧领导农民抗租抗税、分粮吃大户的斗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在农民暴动一再受挫的情况下，河北省委对农村工作仍是关注和重视的。1934年9月河北省委在给直南特委的指示中说：“目前形势要求你们千百倍努力的去在加紧领导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实现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把这个任务与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苏维埃红军，争取苏维埃中国的任务紧密的联系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河北省委对农村游击工作与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对农村工作寄予更大的期待。1935年河北省委给直南特委的指示中要求，“深刻的来了解省委对于开展游击运动的指示，抓紧目前直南广泛武装斗争开展的形势，积极的发动与领导广大群众分粮吃大户以至一切反日反蒋的斗争，而求得工作澈底的转变与游击运动迅速的广泛的开展！”以上表明，河北省委对农村暴动工作，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工作的，在土地革命时期这一工作是持续进行的，即使在以城市为中心工作思路的束缚下，仍把农村武装斗争始终都放到重要地位。正是在河北省委领导下，河北先后发动了玉田起义、阜平起义和红二十四军的创建、高蠡农民暴动、灵寿农民暴动、水泉农民暴动、迁安农民暴动、马顿河农民暴动、平乡盐民暴动、磁县游击战争等一系列农村武装斗争。由于当时“左”倾错误，使得农民暴动存在准备不足、发动仓促、应对幼稚等问题，造成暴动一再受挫与失败的状况，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其教训是深刻的；但这些起义和暴动，亦有力震撼与打击了控制河北的地方实力派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发展，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中一大批革命干部在燕赵大地经过考验逐步成长起来，并向社会广大民众传播了中共革命的思想火种，又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2.城市工作是河北省委的中心任务

河北省委在重视农村武装暴动和农村斗争的同时，更把城市工作作为中心任务。在大革命失败之初，从河北临时省委组织构成设有组织、宣传和工人三部的状况看，工人部主要是以城市工厂和铁路工人为工作对象的，这显然沿袭了建党早期重视城市工人运动的做法。1927年12月顺直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称“直棣[隶]是北方产业的中心，职运非常重要”。表明城市工人及工会工作是河北省委的重要工作。根据1928年9月顺直省委工作情况报告显示，其工作内容与任务主要有北京的工人工作和学生工作、唐山的工人工作、天津的工人工作等方面。这既是河北农村暴动工作受挫后必然对城市工作重视的体现，也是河北省委工作的一贯思路。1929年2月，省委在第12号通告中规定：“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军事的，政治的，交通的，尤其是产业的中心。顺直全省范围内的工作中心地，当然最主要的是天津、北京、唐山。”“这些中心地方的工作建立不起来，只是穷乡僻壤的发展，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事实上无法巩固与扩大”。该通告批评说：“现在党内仍有一种错误观念的残余，如说天津、唐山是工人运动中心，玉田、正定、隆平、献县是农民运动中心……其实工人运动的中心区域，恰恰就是我们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域，也就是士兵运动的中心区域——就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区域。”从理念上看，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把工人运动视作所有工作的中心并不奇怪。河北省委把1932年的中心任务规定为“加紧领导组织工人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使他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并扩大成几个企业的同盟罢工”。1934年1月河北省委在为培养干部问题致天津市委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中心工作应该在那[哪]里？应该在主要的企业里边，在天津就是铁路、海员、码头、纱厂、烟厂、电车、电报、电话、邮政等。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这些地方，应该在这里培养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和得到群众信仰的干部。”并补充道：“这并非说，我们不应加强在其他各业工人、城市贫民、农民、士兵以及智识分子中间的工作，不应该在这些群众中间培养干部。不是的，问题只是我们应该在这些将工作重心放在产业里面，应该面向着企业。”并进一步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企业是资产阶级的堡垒，是他们的根据地，是统治阶级的命脉。因为只有在这些要害的地方我们最能给统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省委的这种工作思路，是有其基本的理论根据做支撑的。

由于平津地区高校林立，文化发达，河北省委的工作从城市工人扩展到知识文化团体。在中共北方党支持下，以左翼青年文学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北方左联于1930年底成立。北方左联是北方党的一个外围文化组织，“受北方局文委的直接领导”。担任北方左联主要负责人的孙席珍后来评论说，在这个组织存在的“五、六年间，我们写文章、办刊物、搞活动、组织读书会等等，宣传马列主义，普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帮助大、中学生和广大知识青年提高了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文艺方面的业务水平”；此外，“有不少青年同志，当时虽未正式加入我们的组织，但受了左联宣传工作的启发影响，也曾和我们一同参加过战斗，他们自认为是从这里跨出了第一步，后来直接受党的领导教育，在艰苦的斗争过程中经受种种锻炼和考验，通过不断实践，逐渐成长，如今有不少同志已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和党的重要骨干”。这种评论是符合北方左联的历史实际的。北方左联成立次年，九一八事变即告发生，在残酷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他们“前赴后继，贯穿了大半个三十年代，一直连接到轰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这一时期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北方左联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民族爱国活动，如1931年12月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运动、1932年7月的保定二师学潮运动和1935年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北方左联盟员与北平及河北爱国师生战斗在一起。在那个特殊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北方左联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河北省委和北方局的领导下实现的，体现了河北省委城市工作的精彩处，亦是河北省委城市工作颇具特色之处。

3.九一八事变后河北省委逐渐把反抗日本侵略作为主要工作

由于河北地处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的最前沿地带，因此，自九一八事变后，河北省委逐渐把反日反帝作为党的主要任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共中央于9月20日就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河北省委在9月20日与中央同时发出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紧急通告”。10月3日，河北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蒙的工作决议》，号召公开地召集会议，建立“反日团体”。1931年11月，在河北省委的紧急通告中，明确提出“发动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号召，将反帝与反国民党两项任务并提。1932年1月，河北省委再次提出“反帝反国民党”的口号。这时，河北省委的反帝，还是宽泛意义上的反帝，既反对日本侵占东三省，也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统治的支持。

随着日本对华北威胁的步步逼近，1932年7月，河北省委进一步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河北”的口号。1932年7月中旬，日军开始试探性进攻热河，河北省委立即于7月23日发出《河北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的紧急通知》，提出“立即发动几个区域的游击战争”，“要普遍的建立并发展工人、农民、兵士的反日会，组织县的全市的民众反日联合会，把一切反日民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反日的思想进一步明确和聚焦。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榆关，激起“榆关兵士的武装抵抗，扩大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浪潮”。中共河北省委1月5日立即指出，在日本的进攻面前，“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只有一条出路，即是自动武装起来，实行武装保卫平津与河北，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在这一形势之下，摆在河北党面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反日反帝运动，组织反日总同盟政治罢工，扩大领导并坚持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平津与河北，建立新的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政权”。于此，河北省委关于反日民族革命的思想进一步丰富。1933年2月21日，日军全面进攻热河，中共河北省委立即于2月26日发出了《河北省委紧急通知——关于反对日本进攻热河与反对国联报告书》，动员河北省中共党员和革命民众起来，参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2月28日，河北省委又发布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河北的紧急宣言，揭露了国民党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国联报告书的“空洞”和欺骗，明确指出“能够救我们的，只有我们民众自己，命运是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并呼吁铁路工友们、兵士弟兄们、农民们和革命学生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随即，1933年3月5日河北省委常委会议通过的关于“最近军事工作的决议”中，提出了“根据华[北]战争形势的开展，与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来检查全党的军事工作”的新表述，结合1月5日河北省委把反日反帝运动作为“中心任务”的界定来看，内涵基本一致，表明以反日为重心的民族革命战争，已被中共河北省委基本确认为是一项中心工作任务。鉴于继东北三省失陷后，属于华北的热河又已失陷，河北实危如卵翼，斗争形势已处于中日民族斗争的最前线，中共河北省委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一分析，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中共河北省委的这种反日民族革命态度，决不是仅发发口号和公开宣言即止；作为中心工作是要落实在具体工作中的，因此，在随后的巡视工作中，当河北省委发现津南中心县委在工作中“放弃反日反帝斗争”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该县委即刻纠正，严肃指出“这种严重的错误在目前党领导民族革命的任务中，一时一刻都不能容许的”，并认为“这种错误是由于你们不了解反帝的任务，更是由于你们不了解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两大巨流的汇合。同时，由于你们对群众革命情绪估计的不足与没有了解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严重性”。河北省委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是清醒的，是符合现实情势的。1934年5月，河北省委就华北危急与党的任务认为，“尽一切可能团结和组织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份子，不分政治倾向、职业、性别、种族、年龄等，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以群众的力量争取反日运动的公开活动”；“应该细心研究三年以来各种形式抗日运动中内容最丰富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南下示威团前线工作，上海战争，沪西抗日罢工，目前唐山矿工罢工以及义勇军工作等，使我们能够正确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最广泛最有力的开展这一斗争形势”。这样，河北省委的反日思想策略更加符合抗日的形势需要，进而对历年抗日工作进行系统地总结以力求对局势有更准确地把握。

1935年后，日军对华北的侵略更加深入，冀察已至难保，中国人民遭受到更急切的逼迫。1935年1月3日，河北省委在通过的关于纪念“一·二八”抗战三周年的决定中指出，“中国民族危机已发展到新的高的直接瓜分中国的阶段，这在华北表现得愈益紧急严重”，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质统治华北后”，“更大的民族压迫与更残酷的亡国奴的惨痛，是摆在每一个中国民众的面前”，省委“号召广大的群众武装起来，实行对日作战，把日本帝国主义从华北驱逐出去”。在日寇加紧对华北侵略的紧迫情况下，河北省委明确地把反日、抗日工作作为河北党和人民的重要工作任务。河北省委对形势的把握是敏锐的。1935年2月4日，河北省委又专门发出了《河北省委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东的紧急通知》的指示，号召“更加猛烈的开展武装自卫的工作”，“积极的武装群众，开展反日战争”。日军1933年即曾入寇察哈尔，此次再侵察哈尔省，距平津咫尺，“反日战争”益加成为河北省委的紧急任务。1935年4月1日和4月17日，河北省委分别发出《河北省委关于华北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草案）》及其“讨论大纲”，指出河北党的中心任务是“在领导工农群众日常斗争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开展反日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领导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要求“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军队、警察、保安队出华北与中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黄郛傀儡政府的统治”，提出了“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面具有“在抗日作战时建立特殊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可能”的重要意见。这些提法和思想，可谓抗日反蒋提法的早期雏形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期设想。随着形势的发展，表明河北省委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在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上发生了转变。河北省委认为，“华北民族危机，经济浩劫、革命危机，最密切的错综在一起，整个华北是处在新的伟大的革命爆发的前面。革命斗争的发展，同时促成日本帝国主义更疯狂的直接的军事压迫与更残酷的统治，而正因反革命的残酷压迫，又促起革命运动更伟大的发展”。根据这种情况，河北省委做出了这样的预判：“在华北每一瞬间，都有伟大的突然事变爆发的可能。”并要求：“目前情势要求我们党，密切的注意事变的急剧的发展与每一转变，抓住目前历史的紧急关头，不要失掉一刻钟时间的组织与领导，掌握整个华北多种形式的斗争，把各种斗争汇合起来，成为革命的巨流。”就是说，河北省委把反日、抗日作为城乡工作的中心。可以说，是年年底爆发的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是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预测之中的历史事件，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很快席卷全国，对于改变时局和历史发展的航向，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

整体看，河北省委身在“虎穴”，虽然随时面临遭到破坏、省委领导人被逮捕的严重危险，但他们不畏风险，频繁通过下发会议决议、通告、指示及巡视等方式进行城市和农村工作。在敌人警察和特务侦探严密监视下，不仅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和理论，而且还建立了广泛的党的组织，并进行农村暴动、城市罢工罢课等工作。在河北，根据中央指示，在省委领导下先后发动了一系列农民和工人反抗运动，给统治河北的奉系军阀和国民党当局以严重冲击。河北省委白区工作经历了早期以发动农村暴动为重点到中后期以城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工作为重点的转变。这一以城市为中心的转变既与河北地区农民工作原有基础薄弱有关，也与李立三、王明“左”的中央的指导有关；尽管河北省委土地革命后期以城市工作为中心，但对农民运动和农村武装暴动工作仍非常重视，故能持续领导和发动了一系列农民暴动。而且，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这一事实，河北省委能主动、及时地向抗日和民族战线方向实施政策初步调整，为以后党的政策调整和转变积累了经验，是值得肯定的。

河北省委的工作是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下进行的，诚如当时的河北省委材料所言：“穷凶极恶的统治阶级，为了仍想维持他苟延残喘的统治权，遂不顾一切无条件的对革命的群众及唯一革命的党——共产党——施以惨无人道、严厉无比的逮捕、审问、拷打、监禁、屠杀……等的白色恐怖，以企图延长他的寿命。”他们在残酷镇压的同时，更不忘施之于权力、金钱和美色诱惑收买变节者以做鹰犬。因此，中共白区省委的秘密工作，极度危险。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河北省委组织在中央的领导下英勇地在白区展开工作，很多党的重要领导人在此领导过、工作过、战斗过，河北省委的重要历史地位不言自明；省委虽然屡遭破坏，但却坚韧地在北方坚持到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转战到陕北，这在中共白区省委中是硕果仅存者；省委发动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学生运动等，给地方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以沉重打击，这是在北方大地上响起的声声春雷，给白区广大无助的人民群众增长了革命的希望，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省委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形成的革命组织网络，虽屡受破坏，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基尚存，更为抗战时期中共武装力量在河北大地及其周边地区迅速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进而，这一时期中共河北省委所培育和锻炼的中坚力量经过土地革命时期秘密工作的考验、抗战时期对日抗战的磨炼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进一步战斗与成长，为新中国准备了一大批涉及各个领域的治国之才，其中不少后来担任了党和国家重要的各级领导职务，这在中共革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亦可为河北白区省委工作对中国革命贡献之一面；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危险下，在省委人才非常短缺、经费极其匮乏、经验严重不足的艰难情况下，在奉系、阎系、冯系及桂系军阀与南京国民党系统等各派势力交织压迫的复杂环境下，在日寇全面占领东北后步步紧逼华北的紧迫局势下，河北省委没有退却，他们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甚至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不畏外部形势险恶，不怕内部困难严峻，经历了种种挫折、事变、磨难与考验，在古老的燕赵大地领导河北以至华北大部地区的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反抗国民党与挽救中国革命的历史性斗争，不仅惊醒了广大革命人民，更唤醒了云集于平津地区的广大青年学生，他们逐渐成长为从事革命斗争的伟大新生力量，在中共新政策引导下，青年革命势力迅速发展而席卷全国。以省委区区数人，何以有如此大的威力和能量？

考之析之，中共河北省委运作机制的高度制度化是重要原因。河北省委的成立与组成，省委会议的讨论与决策机制，省委方针政策的下达与实施机制，既不受省委领导人的变更而更变，甚至也未受中央人事调整及政策变动的影响而改变，充分体现了中共省委组织高度制度化、机制化的特性，使得其能够在非常严酷的、时刻面临遭受破坏的极度危险环境下，自成立后组成一届届的省委班子，根据程序要求通过举行一次次各种形式的省委会议，进行议事决策，形成方针政策，下达所属各特委、市委和县委进而下达基层党组织，从而建构起党的动态的全省组织网络运作机制，推动全省革命活动的持续进行。这其中，不乏因叛徒出卖组织受到破坏的危险情况出现，不乏曾受到极端民主化的非组织行为干扰和严重“左”倾错误造成的惨重危害，但党组织顽强的制度化自我恢复与再生能力，使得整体上组织仍处于危机情况下的应对运作状态，待危机缓解后而转入新阶段。当然这种运作机制的高度制度化，有中共革命坚贞不屈的信仰精神力量支撑与之相融，有中共无私无畏的胆略胸怀与之相合，有中共走在历史前沿、引领民族复兴、致力人民福祉的初心诚意和能力与之相配，有平津特有的现代人文环境和燕赵大地独特的历史文化所孕育熏陶的英勇的广大共产党员、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无数的劳苦民众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等与之相随，故使得其省委虽区区数人，却蕴藏着巨大的威力和能量。其间虽也不断犯有各种错误甚至遭受严重失败，但吸取教训后即可纠正航向；虽然幼稚，但经过考验后在走向成熟。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转战陕北后，随着以刘少奇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成立和新的河北省委的组建，燕赵大地迎来新的历史一页，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主战场正由此大地孕育而生成。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作者：翁有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